刘刚、冬君

　　1989年9月20日，农民筑堤，在赣江古河道挖出了青铜器，再挖下去，就发现了一座与商朝同时的大墓遗址。遗址出土文物数量堪与殷墟、三星堆相匹，因其位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故称“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遗址”。

　　为什么要冠以“商代”两字？如为研究方便，仅仅作为历史时期的标志，还说得过去，若以为被商朝统治，就背离了事实。事实是，那时的中国，还在方国时期，方国独立，与商对峙，你争我夺，征战不已，因此，我们不好将方国的历史，都说成是商朝史，江南那只虎，是方国的标志。

　　作为标志，那只虎，就出现在新干大洋洲大墓里，考虑到附近还有同一时期的吴城文化遗址，而新干大洋洲大墓遗址就在吴城文化圈里，我们可以将那只虎看做吴城文化的标志。

　　从南昌驱车昌樟高速，过樟树市，左有大墓遗址，右有吴城文化遗址。

　　吴城文化圈有多大？从大洋洲大墓遗址向西，越过赣江约20公里处，就到了樟树吴城。由此再往北去，进入九江地区，在长江边上的瑞昌，有个名叫铜岭村的地方，有一处3300年前的铜矿冶遗址，出土了木辘轳、铜斧、铜凿、木铲、木洗矿槽等成套采矿工具和一系列采矿遗迹。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铜矿冶遗址了，距离长江约7公里，离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约40公里。这一长江沿线的铜矿带，不仅是江南青铜文明的“金床”，恐怕也是位于中原的商朝大宗铜料来源供给地。

　　还有100多处遗址，它们所在区域，大致就沿这一线，在赣江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以南分布，坐落在鄱阳湖和洞庭湖之间，3000年前，这一带就是青铜时代的江南——吴城文化发祥地。新干大洋洲大墓遗址、铜岭村铜矿遗址、吴城文化遗址，它们构成了青铜时代独立的江南文化板块。

　　大墓出现在古河道上，可见赣江在游移。如今，赣江就在这座大墓西面，相距不到1公里，往北流去。赣江北去，进入鄱阳湖，继续往北，就进入长江、汉水流域，一直通往中原了。

　　考古学家李学勤认为，商文化的影响，基本上就是从这条水路来的。他说，新干大洋洲大墓所出土的器物，很容易看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这句话的前提是，吴城文化是商朝文化的一部分。

　　这还是在用中原正统史观来看初民文化。吴城文化遗址，与商代武丁中兴大约同时。但吴城文化的兴起还要早，早到什么时候？很可能在炎黄时期，因为《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得其志。”此“虎”，后来出现在殷人卜辞里，无独有偶，吴城文化就以“虎”为标志。以“虎”为标志的方国，叫做“虎方国”，我们看新干大洋洲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其装饰有一大特色，器耳上多一圆雕卧虎，兽面纹也多是虎头形、刀戈把手也是虎头，器皿脚虎尾，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青铜虎，獠牙，有两尾，一身几何纹，背上立一只鸟，被称为“伏鸟双尾青铜虎”。这便是江南那只虎，颇具图腾魅力，为中原青铜礼器所未见。

　　这“一虎一鸟”，很可能就是“虎方”的代表。炎黄时期，“虎方”北上，参与炎黄大战，站在黄帝一边，战后，就留在了中原。后来，禹铸九鼎，为华夏文明奠基，当时“贡金九牧”，而“虎方”多铜，理应不会落后。商先王时，“虎方”在中原立国，与商冲突。

　　卜辞中，作为国族名称的“虎”，有“虎侯”和“虎方”，“虎侯”是商王近臣，封于庸，在王畿内，而“虎方”为方国，在商朝外。虎方退出中原，回到江南，以青铜立国，控制着长江中游从江西瑞昌到湖北大冶这一线的铜矿山，先后开发了铜岭村铜矿和铜绿山铜矿。卜辞记载说，商王武丁令“举”和“望”两族随王师征伐“虎方”，为此举行告祭，卜问先王。武丁善战，尚且要卜问先王，看来虎方不弱，胜负难以预料。《诗经·商颂》，盛赞武丁“奋伐荆楚”，却只字未提与虎方之战，看来对虎方战事受阻。我们从吴城文化遗址里，看到了一场战争留下的遗迹，在近4米深的外城壕中，发掘面积还不到10平方米，就挖出20具殷人的头盖骨和部分肢骨，据专家推测，城壕两侧可能还有大量头盖骨。

　　对于武丁以后的殷人来说，江南不光有铜，还有虎，那是一只獠牙双尾，与鸟同行同栖形影不离的虎，是啸居大地，而又向往天空的虎。这里出土的青铜器，形制几乎都与虎有关，充满了与生俱来的江南虎气，映证了虎方国的往昔。

　　在殷人眼里，江南是什么？是铜！青铜文化不能没有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全靠铜。殷人以铜为“金”，称南下掠铜为“俘金”，这场战争可能与抢铜有关。有人对商代青铜器做过铅同位素测试，发现安阳商代彝器中有一部分是用瑞昌铜岭矿石铸的，与吴城和大洋洲遗存用的是同样的矿石。

　　这表明，殷人有一条“俘金”路线，进入了吴城文化地盘。对于殷人来说，铜很重要，是核心，无论神权，还是王权，都要靠铜来支撑。台湾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三代建都与青铜有关，虽然夏代的青铜器还有待于考证，商朝迁都是事实。一旦矿产殆尽，就迁都而去。商先王时期，自契至汤迁了8次，自汤以下迁了5次，盘庚以后就不再迁都了。武丁的目光南下，看得很远，发现铜矿都在长江一线，尤其长江南岸赣鄱平原，铜矿用不完，史载武丁南征，“奋伐荆楚”，可能由楚入赣。武丁南下“俘金”，败于虎方，就以江北盘龙城为据点，开辟了一条从汉水东进入中原的南铜北运的“贡金”路线，以确保所需铜资源。

　　“俘金”是掠铜，而“贡金”呢？当然就是做铜贸易了。把贸易当做进贡，是王朝中国的通病，历来如此的。殷人本来就善于经商，所以，国号为“商”。通常，他们都准备了两手，一手战争，一手贸易，能用战争解决的，就用战争解决，战争一时解决不了，就做贸易。贸易地点盘龙城，就在今日江北滠口。商与虎方在盘龙城交易，多半是从虎方进口铜料，做成青铜器，再卖给虎方，获利也不少。

　　贸易使用了青铜货币，殷人用青铜贝，而虎方人用青铜手斧，彭明翰在《吴城文化研究》中指出，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手斧就是货币。张光直还说，城市兴起有两条路：一条是技术与贸易之路，另一条是王朝政治之路。 第一条恐怕就是以吴城文化为核心的江南青铜文化板块，那另一条自然是商朝。商朝出土的青铜器，或为祀之礼器，或为戎之兵器。而新干大洋洲遗存，出土的青铜工具，有18种143件之多，包括两个工具群，其中6种75件为手工业工具群，12种68件属于农业工具群。张光直的视野，逡巡于从仰韶、龙山至三代的路线，其目光最终落在王朝上。没有看到还有另一线，即从河姆渡到良渚到吴城和三星堆，这一线，产生了若干个方国，却从未出现王朝，因此，它们是方国文化，而非王朝文化。

　　事实上，江南本土从未生长出一个大一统的王权。大凡历史上，因异族入侵，而出现南北朝时期，均由中原王朝南下所致，非由江南本土自立，到头来，还是要被中原新兴王朝统一。王朝徙于江南，坐落在方国文化的地望里，谓之偏安，除了在抵抗异族中生长爱国之动力外，难以伸展一统之志，此缘于文化以及地理。近代以来，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都在江南实施，此由西学东渐导致，亦出自其自有之方国文化的根柢；驱逐鞑虏与共和立国之革命，出现在长江流域，看似一时一地，由外来影响引起，实则渊源有自。毛泽东说，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也能自发地进入资本主义，他指的就是长江流域。

　　透过王朝中国去看文化中国，不光要去三代之时的中原，去看盛开的王权之花，品味丰硕的王朝之果，还要去长江流域看看那里的方国，尤其要去江南，看看吴城文化里的那只虎，我们不光是龙的子孙，还是虎的后裔。锦绣江南，有最美的丝和瓷，还有自由的虎气，其根柢就在3500年前的那只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