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石朝江《战争与苗族》

　　我和石朝江同志是忘年之交，他比我要小十多岁。“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之间最珍贵的就是文字之交。他写的书都送我一本，让我更好地了解苗族，更深刻地理解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贵州历史。

　　石朝江是苗族的知名学者，他在学生时代就立志要研究苗族的历史和文化，把“苗学”研究作为他毕生的事业。早在1988年，他就对苗学的性质、对象、范围和方法作了探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苗学：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把苗学的研究推向世界。1999年，一部59万字的《中国苗学》终于出版了，对苗族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和阐述。他是学哲学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从思想的层面上研究苗族，2004年出版《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2006年，他撰写的《世界苗族迁徙史》列为贵州出版企业发展基金重点图书出版，把苗族的研究扩展到世界范围。2008年，他在对苗族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全方位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苗学通论》的巨著。他矢志不移，孜孜以求，2010年又由贵州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资助出版了《战争与苗族》一书。

　　他在书的前言写道：“每一个民族在历史上都经历过战争，而苗族历史经历战争时间之长、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实属罕见。”苗族在历史上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在部落时代就发生了“九隅之战”、“阪泉之战”和“逐鹿之战”，夏商周征“蛮荆”，秦汉至隋唐征讨“五陵五溪蛮”，战争绵延不断。特别是元、明、清三代，由于中央王朝对苗族的压迫、剥削，激起了苗族多次反抗，在咸(丰)同(治)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中，“苗军”最为著名，有张秀眉、柳天成、潘名杰、岩大五、陶新春等起义。战争牵动了苗族的历史，迫使他们不断迁徙逃亡，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流域，又从鄱阳湖、洞庭湖迁到五岭、五溪，迁到莽莽的云贵高原，还迁到了东南亚各国和美洲、欧洲、澳洲，几百万人在地球上流动，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史诗。起义——失败——再起义——再失败，使苗族更加坚强，他们能适应各种各样的艰苦环境，顽强地生存下来，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创造新的文明，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格迪斯所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顽强不屈的民族，这就是中国的苗族和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族。”

　　迁徙成为苗族历史的主旋律，他们不停地迁徙，越走越远，越走越分散，但始终保持着苗族的传统文化。由于苗族处于分散状态，各地文化习俗多有变异，语言、服饰、歌舞、节庆有许多差异，使得苗族文化丰富多彩，有许多发展和创造。但是，他们并没有丢失自己的文化传统，苗族虽然极其纷繁而仍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服饰尽管多达一百四十多种而基本风格不变，习俗各地不同而不失苗族的基本特征，节庆多种多样而都体现苗族奋斗不息的精神。苗族的古老文化穿越时空，流传至今，令人感到惊讶。在当今世界，许多民族文化正在迅速消亡，而苗族文化依然葆有青春，这是世界上的一大奇迹。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是民族精神，是民族的自觉、自信、自知，石朝江对苗学的执著探求，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体现，是苗族由自知走向自信、自觉的表现。

　　石朝江对苗学的研究，从来就持开放态度，把它放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大范围内来作考察，站得高、看得远。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在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统治者长期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必不可免地要激起各民族的起义和反抗，避而不谈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反而不合历史的真实。但如果站在狭隘的立场上去看民族战争，看不见各民族的友好交往和相互促进，脱离历史背景来谈战争，就会陷入误区，不利于民族团结和进步。石朝江同志站在历史的高度看战争，揭露了历史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真正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政策，彻底告别民族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一律平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苗族地区建立了六个联合自治州、五个单一苗族自治县和十六个联合自治县，苗族人民当家作主，成长大批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作家、诗人、艺术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苗族人民安居乐业，逐步走上共同富裕奔小康的道路，从此结束了战争、迁徙的悲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