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在河边长大的，是水养育了人类文明。追溯人类文明的起源,无论是地中海的古罗马文明，希腊的爱琴海文明，还是亚细亚古老的大河文明，都是在波涛汹涌的江河湖畔间呱呱诞生。

 

自古以来，临水者自有其长，都昌向来就是一个因水而灵因水而秀因水而风雅因水而滋润的地方。我们不仅拥有185公里长的鄱湖湖岸线,而且拥有三分之一还要强的鄱湖水控面积。在全球缺水的唏嘘声中,我们仅就拥有鄱湖而“在水一方”，而倍感骄傲。

 

都昌，从“沉枭阳，浮都昌”的美丽传说中走来。沐鄱湖水之灵气，承武山之精魂，造就了一代代人杰精英；都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风网挂树梢，拉网晒洲头，湖上渔舟点点，湖畔渔歌唱晚，清如湖水的相迎，湖水煮湖鱼的招待。”，形成了都昌特有的湖渔风情；都昌，地处鄱湖北岸腹地，特别是“扼五水一湖于咽喉”的老爷庙水域，乃兵家必争之地，鄱湖是控制江西的唯一水道，是古代重要的水战场。都昌的南岸洲乃人类之肾，国际重要的生态湿地，关乎人类健康与生存；南岸洲又是白鹤的世界，候鸟的天堂，而鄱湖是目前被联合国确认的中国唯一生命湖泊。所有这些就构成了都昌光彩夺目的四大鄱湖文化，即战争文化、农耕文化、官宦文化、生态文化。

鄱湖是江西人民的母亲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江西境内几乎所有的水系都通过五大支流汇入鄱湖，然后再通过长江流入大海的。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鄱湖不仅是全省主要的运输通道，还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鱼类等水产品的天然仓库，以及其灌溉着成片的肥沃土地，这里成了令人向往的鱼米之乡富庶之地。

 

    随着人类迈进了现代文明时代，陆地交通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交通渠道，繁忙了多少个世纪的鄱湖从此便趋于寂静。于是乎鄱湖在军事上的战略位置似乎不再显得那样重要了，在经济上的作用也逐渐隐退了。

现在只要回过头来审视一下鄱湖文明的演变，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帆的消失就是鄱湖进入现代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一部鄱湖的历史，从来就是一首“渔歌唱晚”的历史，也是“白帆点点”的历史。在这之前，每年到了涨水季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湖面上的一片片白帆，几乎是贴着快要接近村头的杨柳岸而缓缓驶过。一会儿又好象是远在天边，远远看上去，那帆就像在平静的画框中移动。要是起大风，一只只扯满风帆的船，便急急地在附近的一些港汊里落帆靠岸，躲过暴雨后再走。那时鄱湖留给我们这代人的印象是“诗里浮沉樯影里，梦魂摇曳橹声中”。我们的童年是在牛背上和水里度过的，头上立着八哥鸟，身上爬着机灵的松鼠，人与自然和偕相处。那时的湖洲一望无际，鸟类成群。 “鄱湖鸟，知多少？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湖边草。” 就是对鄱湖壮观鸟群的真实写照。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也就是从1978年到1985年这么3-5年之间,鄱湖上的白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从我们的生活中隐退了，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啪啪啪的机器声。帆的消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工具的变动，它传达了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重要信息，标志着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湖从此进入了一个令人迷茫和困惑的时期。

 

 

一、由“渔歌唱晚”到“渔歌不唱晚”。

在农耕文明时，渔民“一只桨一条橹一片帆”，摇出了港湾，就和天地溶为一体了。那时，渔民对大自然是顶礼膜拜的。他们抬头望天，一眼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要“打风暴”,什么时候该张网捕鱼。而现在和城里人一样，靠看报纸得到信息,靠听“天气预报”了解气象变化。船过老爷庙,也不再“杀鸡祭神打爆仗”了；渔民再也不用“朱元璋大战鄱湖”的传奇来开导孩子的智商了。

 

二、由水上到岸上，由漂泊到安定，由流动中的静止到静止中的流动。

98抗洪后，几十万鄱湖人通过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由水患区搬到高地乃至山里，经历着人生中一场刻骨铭心的历史大迁徙。从此他们结束了多少年来的漂泊生涯，开始在岸上定居。船家的后代也由水上转到了地上，和许许多多老百姓的孩子一样，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童年。过去渔民的孩子很少和岸上长大的孩子通婚，如今水陆不分。船家孩子同样有不少人考入了大学进入城市。一些外乡人在打工中与他们相识，也开始渐渐进入到渔家的新一代的生活中来。风力发电，车载电话，大大打破了鄱湖人的自闭和自恋。

 

三、由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傍到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分离，又从人与自然的冲突与分离到人与自然的重归于好。

98退田还湖后，湖区水面大大的扩展，生态得到了疗伤和恢复，鸟立牛背，人鸟共存的局面开始恢复，鄱湖成了世界候鸟的天堂。过去,人们把景德镇与瓷器等同起来叫“china·中国”: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鄱湖与白鹤等同起来叫“white crane·中国”。

 

四、由田园牧歌式的诗意与怡静，到电子文明下的痉挛与躁动。

开发商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把一个贫穷的鄱湖改造成了富饶的鄱湖；另一方面也把一个田园牧歌式的鄱湖，变成了耸立在鄱湖畔的现代高楼，真正意味上的鄱湖渔村已经很难找到。就连过去非常典型的渔村模式棠荫也变成了不伦不类的村镇；朱袍山的渔村也已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那古老的生存方式，以及因其特殊的位置所显示的深厚的文化内涵。面对这个“快速飞逝”的世界,鄱湖每时每刻都有一些东西将从我们的生活中隐去。

 

渔业上正经历一个异常萧条期，丁字网星罗棋布，电网触鱼时有发生，鱼类生态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水上人家正面临着转业的迷茫与困惑。

 

现在，鄱湖文明正处在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剧烈嬗变之中，现代的鄱湖人充满了危机与困惑。与过去相比,现代鄱湖文化呈现给人们的更多的是浮躁是无序是不确定。这场变动，不仅表现在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变化上，而且导致生产方式，行为方式，风俗方式，情感方式的巨大变化。在这场巨大的变动中，童年的鄱湖与现代的鄱湖发生着激烈碰撞，鄱湖渔歌成了人们心中永恒的定格和记忆；湖区特色日渐消退，以永修吴城为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存有八栋会馆，到今天只剩下一个吉安会馆的门楼。如果说现在的吴城还是当年那样，白天可以观鹤，晚上可以逛游古镇，也许“水镇周庄”的桂冠就要让位于吴城了。鄱湖地域文化在全球一体化经济中变的如同许多都市一样顿失个性。其实，这种痛苦也是人类的痛苦；这种危机也是人类的危机，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带给水上人家的将是天长地久的感叹。正是这种危机和痛苦孕育了现代鄱湖文明新的文学母题，文学形象和文学典型。总之，河床移动了，人们的心灵也跟着一起移动。

 

 

现代文明是一把双刃剑，她既让人们尽情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和高品质的生活，同时又在不断地执着地侵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洞庭湖和太湖的环境危机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其实，几乎所有沿海省市的环境，特别是水环境都无一例外地遭受程度不同的工业污染。鄱湖的生态和环境保护目前在中国还算是不错，她是中国唯一被联合国确认的生命湖泊。

 

环鄱湖经济圈与城市群的共识方兴未艾，江西省政府在大打旅游牌的同时，已亮出了生态牌。江西名山旅游格局早已成型，名山群中的名湖水上生态旅游品牌，无疑将成为江西旅游产业的新亮点。但鄱湖的旅游开发一开始就应该与环境生态保护同步，即旅游的开发应以环境生态保护为前提。

 

如同千帆相竞的前鄱湖时代和机器轰鸣的现鄱湖时代一样，后鄱湖时代应该是以什么为标志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和探讨的命题。我个人的观点，后鄱湖时代的基本特征应是：恢复鄱湖完全的自然状态。南岸洲将成为人类健康而充满活力的肾脏，这里是鸟类的天堂。

我们要立足于鄱湖，更要超越鄱湖。历史的印迹都应以非物质化的形态定格。

经历了水泥森林薰陶和现代都市的喧嚣之后的现代人，往往对自然状态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眷恋，尤其对人类文明的起源水上生态的渴望，从而让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着去野外进行一番水上游乐与休闲的洗礼，找到心灵的短暂归宿，找到一片让灵魂安宁的故土。从已经逝去的生存方式和环境中，找到些许安慰，通过记忆去捕捉童年那远去的憧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工作？是成功？是挑战？抑或是一种愉悦的心境！这就需要一切美好的时光和状态以一定的方式保存下来，让人去回味，让人去记忆，启迪和昭示人们的现在和将来。美丽的鄱湖，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四大文化遗产，让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民风民俗非常纯朴，文化积淀底蕴深厚。

 

先贤先哲，丰富和推进了都昌的鄱湖文化，洗濯出都昌人富贵不尚侈华，贫穷不失礼仪，卑贱不阿权贵，危难不思苟全，争强好胜，豪爽气派的个性特征。都昌人执着博击之精神，尤其表现在对景德镇瓷业的开发上，自古以来，都昌人筚路蓝缕，从水的世界走向火的王国，至清代，即已形成景德镇“十里长街半窑户，迎来随路唤都昌”。他们带去鄱湖的全部灵气和活力，把拙雅古朴的陶瓷器具，变成了精美绝伦的艺术。由此，既创造和繁盛了璀璨的陶瓷文化，又进一步在水与火的血泊交融中锤炼了都昌人鲜明的秉性。

如今的都昌人，天南地北四处闯荡，都昌骄子遍地开花，各行各业大显身手，他们是喝了鄱湖的水才有了一身灵气。都昌人凭那一身水与火锤炼出来的钢强和智慧，应该成为鄱湖文化的旗手，率先打出鄱湖牌、文化牌和旅游牌，整合鄱湖资源，传播鄱湖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让美丽的鄱湖及其灿烂的文化品牌化、非物质化，将鄱湖水上生态旅游打造成赣北名山群中新的旅游中心，让湖区人民通过产品的品牌化而致富，让富裕的人们更加坚定保护母亲湖的意愿，让民风更淳，让文化更新……梦里水乡，美丽鄱湖，江南明珠；我们的家乡，魅力都昌，人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