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首先从最早描写鄱阳湖的伟大诗人陶渊明说起。陶渊明(公元365—427)以及“渊明文化”是中国古朴田园风格诗歌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九江境内鄱阳湖畔的文化特产。是清澈宽广的鄱阳湖水坦荡了他的胸怀,净化了他的心灵,当他“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辞官归故里,尽情地吸吮着湖风山岚时,思想得到了升华,精神得到了超脱,而写下了旷世名作《桃花源记》。他成功创新地将“自然界”提升为一种至美的理想的境况;将庄子所表达的玄理以诗的形式改为日常生活的哲理。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已成为神州大地传颂千古的名篇,其文中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一渔人从鄱湖边而来,“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于是,渔人入洞口,“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见到了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耕女作怡然自乐于其中;热情待客,处处志之又“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世外桃源”!
但是,那个“世外桃源”并不是住着仙人,而是现实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人。不过,重要的是他们在理想的境界中,享受着和平、宁静、幸福的理想生活,一切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也葆有了自己的真性情。陶渊明所描述的桃花源生活,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自然生态优美,人民安居乐业;二是人际关系融洽,社会稳定,和谐文明;三是环境自成一体,有自己的特色,不受外界打扰。桃花源里没有污七八糟的尔虞我诈,更没有战乱,有的是一片“耕读传世”的生态景象。
“耕读传世”正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祖祖辈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所谓“耕读传世”,是一种中国人特有以创造与研读沿续后世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是一种农耕、笔耕到社会“耕作”管理的、推进科学发展的、品行高尚的人文精神。
“精耕传业”在现实中又体现为“渔、樵、耕、读”四种具体生活形式。如果从更深的文化层面解析,这四种生活形式就更是大有讲究了。
“渔”,不只是捕鱼之意,还有谋取之意。比如广为流传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有人笑太公直钩无饵,可太公说:钓鱼有三术(指计谋),分别为:给人以利禄、使人效死、赐人官爵。鱼吞食了,就被钓丝牵住了,人拿了俸禄,就服从于国君。所以,用钓饵取鱼,鱼可以捕获,以利禄取人,人可以收罗尽,以家取国,国可以攻克,以国取天下,天下就可以全部拿下了。“樵”,为打柴的人,但是,樵与翘同音,喻翘首盼望,洪福齐天。樵与巧谐音,喻巧夺天工。
“耕”,那就更有讲究了,古人云:“传家二字耕与读,守家二字勤与俭”,耕字由耒与井合,耒与垒同音有重叠增加之意,井指的是甘美之泉,喻耕而不断带来发达的风水,寓财富之源。汉代杨雄《法言·学行》曰:“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我国古代有帝王亲耕之田,至孟春皆有耕籍之礼,以示重农。其礼先由皇帝亲耕,按犁三推三反,群臣以次耕,王公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末由籍田令其属耕毕。在许多民间屏风上,大凡有的耕作的图案上,常有大象耕籍,喜鹊播种的画面。象为吉祥,鹊为灵鸟,寓为祥瑞,天赐大象、喜鹊相助,视为耕“喜”。到后世,耕的含义就更广了,努力工作即所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勤奋创作叫笔耕;甚至有的地方把夫妻同房也叫“耕作”。实质上,“耕”成了劳动管理和生活的代名词。
“读”,即学习研究。华夏儿女以读书向往未来为人生的最大追求。北宋有《励学篇》曰:“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最后又说: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古人还说: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一缘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我们中国人相信书能化俗,叫儿孙不时多读几行,总是开卷有益。不读书就会书到用时方恨少,读好书就会学富五车志存高远。“读”学之功,实质还演绎为所有才艺和能力的前因后果。
“耕读传世”在民间文化表演艺术上,也得到充分体现。例如,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的开头,有一群仙女从天上俯视人间,她们合唱了《仙女四赞》:赞渔夫——“渔家住在水中央,两岸芦花四围墙,挣开船儿洒下网,一网鱼虾一网粮。”赞樵夫——“手拿开山斧一张,肩挑扁担上山岗,挑担柴儿上街卖,卖柴买米度日光。”赞农夫——“庄稼之人不得闲,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愿五谷收成好,家家户户庆丰年。”赞学子——“读书之人坐寒窗,勤学苦思昼夜忙,要把那天文地理都通晓,男儿志气在四方。”
其实,“渔、樵、耕、读”四种生活形式中已经包涵了中国生活方式的全部风雅情致。在中国的民间生活中,从来没有缺少过“酒、色、才、气,琴、棋、书、画,笔、墨、纸、砚”这些内容。中国的劳动大众自古以来也往往都是在一边作业一边吟诵,自得其乐。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就是躬耕于隆中,并平生好为《梁父吟》。总之,那种纯清自然的田园生活方式,归结起来无非就是表现了一种“耕读传世”的人文精神。
《桃花源记》提出的人文主题实质就是:畅想社会的出路和人民的幸福。这就象爱情是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一样,它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既然是永恒的生活主题,就需要一代一代的人自己去创造、去丰富、去赋予自己时代的文化内涵。在《仙女四赞》中的学子,其志向已经赋予了“以天下为怀”的开放心智这种新的内涵。这是对“桃花源理想”的突破与丰富。
可以说,桃花源“自然生态优美,人民安居乐业”和“人际关系融洽,社会稳定,和谐文明”两个特征,至今依然是“奔小康”的中国人民的生活目标,自然也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目标。如果我们把山清水秀、怡然自得的田园式的自然生活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并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着力表现的“耕读传世”人文精神,赋予新时代的现代新的内涵,融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那么,江西鄱阳湖特色的生态文化建设,就将可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性的一种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桃花源中第三个特征“环境自成一体,有自己的特色,不受外界打扰”,当然要根据我们这个时代进步和发展需要来修正丰富。即:在不影响“自成一体”的前提下,热情接纳“外人”的关注,走向世界吸收现代文明成果,把适应本地需要的工商文明元素,积极植入生态文化和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之中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在这方面不妨借鉴与江西一样同为内陆区域的欧洲国家瑞士联邦,它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典范之一。
瑞士人的生活,前两个特征与“桃花源”相仿,还有“自成一体”也是一样的。当工商文明席卷世界和瑞士周边地区生活时,瑞士人发现自己土地贫瘠、资源匮乏,没有发展工商文明所需要的优势,他们连块象样的平原都没有,更不要说通江航海,地理条件比环鄱阳湖地区差远了。然而,瑞士人没有被难住,他们积极开动脑筋,充分发挥社会功能作用,既没有依赖所谓“招商引资”、“大兴土木”、资本运作,也不拒绝与外界接触和学习。经过全民努力,他们充分挖掘、复兴自己的传统工艺,把它提升到现代水平并趋于世界尖端,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以钟表业、刺绣品为龙头的精工产业。这种工业需要的材料不多,主要靠高超的工艺。加上后来瑞士利用山多水丰的优越条件打造旅游圣地,很快赶上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周边国,成了经济强国。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精工、精细和开发旅游资源的生产方式,为瑞士人提炼出一种“精致独创”的人文精神和国民形象。这种精神和形象,非常具体地体现在瑞士人对自然环境的爱护和对每个公民(社区、村镇人)权益与创新能力的保护上。上升到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层面,就是使每一位瑞士公民都能够以主人的姿态对待社区、村镇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大到政治选举,小到勤俭持家,不随地扔脏物,公民们都非常积极自律。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安排生产生活,并不与任何富国强国盲目攀比。瑞士人与传统中国人相似的地方,就是节约和自力更生,过去中国人叫“万事不求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包括车床在内的一些家用工具及材料,不论什么东西坏了,不出家门自己便可修理。在国防上也是全民防御,不设常备军,每家每户都有枪或“瑞士军刀”,遇到国难,政府一号召全体出动,连纳粹德国也不敢轻易进犯,而承认其对外保持完全中立。因此,瑞士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乐山秀水、乐业安居,人际关系融洽,能和衷共济、和谐共享的生活方式。
瑞士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种从“大处着眼,细处着手”的人类生活方式试验,是把“精致独创”的人文精神融入经济、政治、文化、旅游、生活等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手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和创造,也需要这样的大手笔。
我们把“中国的桃花源模式”结合“瑞士全生态模式”的成功范例,从鄱阳湖文化中提炼挖掘出来的“耕读传世”的人文精神赋予新时代内容,就是我们规划打造“生态经济区”生活方式的大手笔。
我们着力打造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绝对不能再以资源、能源高消耗型的工业化城市化为发展模式,而应当以文化、旅游和环保的新理念,以“一湖清水、世代民生”的新要求,以“耕读传世”的城乡生活一体化的人文精神,创造崭新的发展模式;完全自豪独立地不走西方工商文明发展的老路,而走上中国鄱阳湖人现代化生活方式特有的——人民安居乐业、环境优美、社会和谐、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全生态文明建设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