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康智 杨庭硕

摘 要：洞庭湖区的社会工程治理内涵极其丰富，并牵涉到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只有进行跨学科的综合分析，寻求对策并组织实施，才能完成这一重大使命。考虑到这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完成此项社会工程理当由一门牵头的学科去实现跨学科的整合。为此，本文所谈的洞庭湖社会工程治理选定生态民族学为牵头学科，并吸纳和整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在文化重构的基础上实现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适应客观环境的洞庭湖退耕还湖的治理构想。这一构想的精髓在于启动文化制衡机制，通过诱导文化重构的手段完成洞庭湖的社会工程治理。

关键词：洞庭湖，退耕还湖，文化重构，文化制衡，生态民族学

立足于地质地貌、水文及流域内区域气候特点，长江在相当长时间内河床会相当稳定。长江河道既然能长期稳定，那么作为长江伴生湖泊的洞庭湖，虽然其水面储水量、水深也会发生不断的变迁，甚至大范围的湖泊移位，但其分流储洪调节水量的功能必将使之长期存在下去（张步天，1993）。面对这一相对稳定的自然背景，洞庭湖的前途与命运事实上主要掌握在人们的手中。人们如何利用湖区的自然资源改造洞庭湖的自然面貌，直接关系到洞庭湖的价值及未来。

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洞庭湖湖面的盈缩，湖区生物多样性格局的优劣，湖区资源的经济价值的高低，主要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因此，治理洞庭湖关键在于调整人们对洞庭湖资源的利用方式，使之与长江流域的水文演化及湖区自然环境相协调。鉴于当前洞庭湖所面临的种种困扰和挑战，绝大部分与围湖造田直接或间接相关，退耕还湖必然成了治理洞庭湖势在必行的长期决策。然而，围湖造田又是汉文化空间展拓惯性延续传统利用方式的直接后果，这使解决退耕还湖这一社会难题的关键自然集中到了汉文化重构这个核心问题上。以下拟从文化重构的视角围绕退耕还湖的几个相关问题分别展开探讨。

一提到退耕还湖，当事人最关注的焦点莫过于退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当事人所在地是否属于退耕还湖区与自己的近期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然而，应当退到什么样的程度，绝不能以当事人的眼前经济利益为转移，而必须服从全流域乃至全国利益的需要。面对我国淡水资源的极度匮乏，洞庭湖及相关湖泊的防洪储水能力越大，对我国未来的发展越有利。从这个意义上说，退耕还湖的面积自然是越大越好，如果能恢复“八百里洞庭”的固有面貌，那再理想不过了。从维护湖区生态多样性着眼，恒定深水域、长年湿地、季节性湿地、平旷陆地、缓丘等生态环境应尽可能顺应自然规律配置，保存千姿百态的各类型生物群落。为此，退耕还湖还得包括退出必不可少的长年湿地和季节湿地以及过渡性的平原林草地带。由此看来，应当实施退耕的还不仅仅是洞庭湖水面，还应当适度地扩大。至于最大能扩大到多大的范围，则取决于长江中游河湖系统的稳定配置。

在长江流域河湖体系不发生重大变故的前提下，洞庭湖自然水面直接受制于松滋、太平、藕池三个人水口的海拔高度与城陵矶出口的高程差，而水面的调控范围取决于灌入湖区的四水（湘江、资水、沅水、澧水）和长江三口的总入水量和城陵矶出水量的比值。若按上述自然条件规划，洞庭湖水面全面退耕还湖后，大致应与清道光年间洞庭湖水面相近，但由于原洞庭湖西北角已急剧垫高，退耕还湖后的水面可能会东移南压，这样一来，有待退耕还湖的面积将高达近4000多平方公里，直接牵涉到近千万湖区居民。不用说，这已经不是纯粹的水利技术工程，而是一项必须大规模移民的庞大社会工程。很多水利工程专家其实是面对着庞大的移民压力而一筹莫展，最后只能退而求其次，在长期围湖造田造成的已有事实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所谓“舍南保北”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防洪决策，但这一决策实施的后果却叫人大失所望。“舍南”并未真正地保住了北，反而落得个“本是舍卒保车，奈何将帅难弃”，甚至水利工程规划中明确划定的分洪区和蓄洪区也因为惧怕承担近期经济损失和移民压力而不敢启用（刘向东、杨希伟，1997）。如果长江治理不能面对必须移民这一事实，那么事实上北不能不保，南也不该舍弃，仅在近期的直接经济利益上权衡取舍确实不足取。

另一种做法是，在承认人口压力客观存在的前提下，通过消除上游灾害患根的办法去根治长江中游水患。这一办法的核心是恢复上游植被，杜绝长江水位的暴涨暴落并消除长江底部淤积，扩大泄洪能力以免除水患（彭镇华，1999）。此类水利工程方案有三大疑点：第一，恢复上游植被有待漫长的时日，已经进入上游河道的泥沙最终还得向下游倾泄，即使这一方案从今天起就得到稳步实施，也绝不可能在近期发挥明显效益；第二，长江中游各湖、河的治理，必须以我国水资源供求为转移。既然我国淡水资源普遍短缺，单一排洪只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应急举措，那么治理洞庭湖就绝不能仅仅考虑防范水患；第三，人口压力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减缓人口压力的对策却应当有多种选择，回避不行，姑息也不行，把它视为不可愈越的障碍更不对。上述三个疑点合到一起，长江中游符合治理的核心又回到了原点，还是一个湖区移民安置问题。若有能力或办法安置好湖区的近千万居民，一旦兑现全面退耕还湖，水患治理的近期与远期、局部和整体利益就都可以得到兼顾。

由于长江中游牵涉到好几个省区，因而要真正实施退耕还湖时，地方保护这个社会问题又会自然凸现出来。长期“舍南保北”的结果已经使荆江两岸变得南高北低，从洞庭湖区眼下的经济实利考虑，自然会提出“南北水陆互换”的防洪思路，而江北低洼区的当事人若从眼下的经济实利考虑，当然难以接受自己率先退耕的工程措施，折中的提法当然就只能是“南北兼顾”（陈传康，1988）。若从全流域乃至全国整体利益考虑，需要退耕的范围就不光是洞庭湖区，自然也就不存在兼顾问题了。不过，在这段争执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它的实质：不管江南也好，江北也罢，之所以如此惧怕退耕还湖落到自己的头上，完全是汉文化价值观诱导出来的习惯性思维办法。按照这样的思维办法，总是误以为一旦退耕还湖，现有的成果和实利就会全部付诸东流，而这一点正好是退耕还湖久议不决、决而不行的关键之所在。为此，必须顺势探讨如何实施退耕还湖这一敏感问题。

一提到退耕还湖，当事人最大的忧虑莫过于损失由谁承担，这种忧虑一旦放大必然会变成相关各级行政部门的得失利弊分歧。当前我国政府果断地提出了退耕还湖决策，承担退耕还湖损失算是有了着落，但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因为担忧退耕还湖的直接经济损失是一种表象，支配这一表象的关键仍然是汉文化的自然资源观。这种把稻田的价值凌驾于固定水面价值之上的习惯性思路，才是当事人接受退耕还湖决策的真正障碍。若不消除这种障碍，即使有决策、有补贴，仍然无法实施退耕还湖。而要消除这一障碍，就必须借鉴和导入其他民族开发水面自然资源的成功经验和已有成果，务使当事人理智地认识到，即使退耕还湖，自己也能生活得很好，也能找到发展的新路子。

洞庭湖区本来就号称“鱼米之乡”，退耕还湖后所形成的稳定与非稳定水域由于生物多样性得以恢复，这必将极大地促进湖区各种水产业的蓬勃发展。更高的目标不用说，单是恢复20世纪30年代的水产规模水平，其经济实效已经相当可观了。若再辅以相应的科学技术手段，经济效益还可以像推广杂交水稻那样成倍地增长。不过，种惯了湖区稻田的当事人，从情感上一时难以接受在湖上当渔民，但这并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思想障碍，凭借世界上其他水上民族已有的资源利用办法，退耕还湖的当事人还可以选择当漂浮种植农民。我国台湾日月潭湖区的邵族人——高山族的一支，在过去就曾利用盘根错节的芦苇根团作为浮体，覆上浅土在上面种植水稻和其他作物，不管日月潭水位如何涨落，所种的庄稼都不会受灾。以此为例，即使洞庭湖全面退耕还湖，也不会与维护该地区粮食总产量发生矛盾。借用邵族人已有的文化要素嫁接到洞庭湖区水域利用上，使之成为当地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正是文化要素嫁接的应用实例之一。

需要声明的是，我们仅是借用邵族人的资源利用经验，并不是要湖区人民依样画葫芦照搬邵族人的做法。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无土栽培早已渡过了实验阶段进入了实用期，邵族人的做法说到底事实上无非是推广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罢了。再加上材料科学的突飞猛进，规模性生产供漂浮农业使用的永久性浮体已经不成问题，用这样的浮体替代芦苇团作漂浮种植的载体同样不成问题。此外，牢固的抗水材料在当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上也不是难题。只需在退耕还湖的过程中预先埋下防水材料制成的桩或柱，用以固定水面漂浮种植的载体，也不存在任何技术难点。这样一来，不仅洞庭湖水域的利用来了个花样翻新，眼睛只盯住浅水稻田的汉文化传统思路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邵族人的漂浮种植也会在这里推上现代化水平。我们坚信沿着文化要素嫁接这一思路走下去，围绕退耕还湖的各种纷争都能得到次第化解。

另一个可供嫁接的文化要素来自西欧的荷兰。荷兰人从传统的围海造田过渡到了今天在海上建设现代化的漂浮都会。荷兰是一个低海拔的国家，现有国土面积的1／4都低于海平面以下。这些国土全是靠堤防从海底掏出来的，他们的这种做法和我们在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真可说是并无二致。荷兰人早期的围海造田和我们一样是围来种植传统作物和饲养传统牲畜，一般是用来种植小麦和喂养奶牛。随着围海作业向深海挺进，形成的低洼土地脱盐越来越困难，所需排水动力越来越大，种植传统农作物和饲养传统牲畜的成本随之提高，而单位面积的产量随之下降。在这样的挑战面前，荷兰人果断地抛弃了传统产业，在文化重构的推动下改业种植花卉，从而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花卉出口国。和洞庭湖区的低洼稻田相比，我们所差的仅在于没有及时地诱导文化重构，而只是对低洼田作修修补补的整治。明白了这一点后，我们的思路自然随之开阔。即使不按漂浮法发展种植业，同样可以改业种植沉水类的作物。只要找到此类有经济价值的作物，我们就能像荷兰人那样因改业而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考虑到围海造田终究有一个限度，加上现代材料科学的突飞猛进发展，在世纪之交时他们停止了围海造田，而是使用新型轻体材料规模性生产可以拆装的漂浮性建筑，这样的建筑可以在近海拼装成大型集镇、街区、购物商场、住宅和公共场所等，一应俱全。更妙的是这样的漂浮集镇还可以用驳船拖着在近海游弋，这种做法简直是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笔下的“机器岛”。若论我国当前的技术水准，完全有能力在退耕还湖的湖面上建构这样的漂浮集镇，不管是供居民定居，还是作旅游宾馆，甚至建工厂都无不可。只要思路一变，退耕还湖居民就地水面安置完全可以做到。当然，从陆上移到了水上，生活方式不得不作相应的改变。换句话说，除了技术条件外，同时还得积极诱导文化重构，使当事人从观念到习俗、从技术到生产作业都来个系统性的改组，这样才能真正地配合好退耕还湖的全面落实。

来源：《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