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在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科举考试的110位进士中，不仅状元、榜眼、探花都是江西吉安府人，而且连二甲第一名与第三名也是江西人，在前6名中江西人占了5名；二是4年之后的科考当中，该科共取进士472人，状元、榜眼、探花与二甲前4名都是吉安府人，囊括了前7名。这两桩科举盛事，而且是连续的两科，可算是科举中的奇迹。

　　这只是冰山一角。“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用流光溢彩来形容江西科举考试毫不为过。那么江西文化精英群落的萌生，乃至为中国造就一大批雄才大略、光耀于世的栋梁，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教育传统？

　　明代吉安状元占江西一半

　　《江西状元谱》一书作者李天白对记者提到，在江西42个文状元中，唐代2名、南唐3名、宋代12名、元代2名、明代18名、清代5名。“在状元中，宋代彭汝砺是省试第一，殿试又获第一。明代的吴伯宗在乡试获得解元，在殿试中又高中状元。这都是不寻常的事。”他说。

　　明代18位状元的成绩，让江西的科考达到巅峰，这期间创造的两个奇迹不得不提。

　　一是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该科共取进士110人，但是状元胡靖（即胡广）、榜眼王艮、探花李贯都是江西吉安府人，而且连二甲第一名吴博、第三名朱塔也都是江西人，在前6名中江西人占了5名，吴溥还是会元；二是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该科共取进士472人。状元曾蓕、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二甲第一名杨相、第二名宋子环、第三名王训、第四名王直，都是吉安府人，囊括了前7名。这一科的主考、参与读卷定名次的7名内阁大学士中的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都是江西人。这次会试、殿试几乎都被江西人占据。连续的两届科考能有如此好的成绩，不能不说是科举中的奇迹。

　　整个明代产生了90名状元（不包括武状元），江西19名，占20％。居全国第二位。

　　李天白对42名文状元分布的地区作了详细分析，南昌市3名（把元朝薛朝晤算在内）、九江市3名、新余市1名、赣州市2名、抚州市4名、宜春市4名、上饶市6名、吉安市19名，吉安市出的状元，占全省42名状元中的45.2％。“其中吉水县在明代就出了5名状元。这就是民间传说的‘隔河两宰相，十里五状元’的来由。”他说。

　　除了状元，江西的进士是11105人，占全国的进士98449人的12.27％。比例达到了十分之一。

　　屡出正言不屈的状元

　　“江西42名文状元中，没有出现百姓憎恨的奸贼败类。”李天白说，而且还出现了人们所敬慕的爱国民族英雄文天祥，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此外，还有为了国家利益、百姓的疾苦，不考虑个人安危，敢于忠言直谏的状元，如杨慎、舒芬，因为直谏而触怒了昏君，遭到廷杖、罚跪、监禁、撤职，甚至贬黜，流放边疆，仍正言不屈。”

　　数度冒死哭谏的状元舒芬可谓这方面的代表。在进贤老城有条“舒芬街”，长约一公里，两旁店铺林立，行人来来往往，一派繁荣景象。当地人都知道，这条街纪念的是进贤唯一的状元舒芬。

　　《明史》中《舒芬列传》记载了舒芬的四件事情，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几次哭谏事件。

　　舒芬考取了状元后在翰林院任七品修撰，令他觉得生不逢时的是，遇到的皇帝明武宗是一个荒淫暴戾、怪诞无耻的无道之君，他最大爱好是微服游玩，他在孝贞皇后去世不到一个月、还没有下葬之际，就要去宣化府狎妓作乐。舒芬以“忠君爱国”为念，上言劝阻说：“皇后刚驾崩，陛下三年内应深居不出，如脱掉朝服，撤掉兵卫，万乘之重如同老百姓一般，上下难辨，礼仪难定，实为不妥。”明武宗听后仍一意孤行。

　　舒芬对此非常担忧，再次进谏，这一次直接而又痛彻，直批明武宗“侈心行乐”。

　　这篇著名的上疏在历史上留下了精彩一笔：“陛下以镇国公为名号，巡幸江南，到亲王之地，名分倒置，实为荒谬。皇上大婚已有十五年，而圣嗣未育，这些都是国家危亡的迹象，大臣知道而不说，小臣知道而不能尽言，其志并非忠诚，只是任听陛下自坏大局。臣不忍心大局变坏，痛哭泣血，冒死直谏……”

　　舒芬将批评矛头直指明武宗，终于招来大祸，几乎丧命。舒芬的奏疏引起朝野震动，一共107名官员联名上疏。然而明武宗看完奏章，失去了理智，动用了最带有污辱性的惩罚手段，命舒芬等107名官员在午门外罚跪5日，跪完后再打30廷杖，打完后再作逮捕入狱或罢官贬职处理。

　　明世宗朱厚聪继位后，舒芬再次卷入了一次集体哭谏，明世宗同样毫不手软，施以酷刑。舒芬最终伤势复发，含恨死去，年仅44岁。

　　兴学之风造就科举奇迹

　　江西大地的人才享誉天下，来源于怎样的文化教育传统？

　　有专家曾对江西中举的学子作过详细观察，发现有一种奇怪的“结聚现象”。例如，宋代以抚州、吉州两地较多。明代吉安府共出了10位宰相、22位尚书、19名状元、11名榜眼、10名探花、8名会元、39名解元，自明初自嘉靖年间，中举者280余人，中进士者900余人。明人吴云称吉安地方“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士夫秀特，文章盛于江右”。此种被称之为地区性结聚。而另一种就是家族结聚。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如临川三王，南丰三曾、临江三孔、临江三刘、鄱阳三洪，这种人才的结聚原因，就是出于家学。

　　不论是“序塾相望，弦诵相闻”的地区性结聚，还是家族结聚，都是来源江西历史久远的兴学之风。重视教育，大力办学的风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从现有的资料上看，江州浔阳县（今江西省德安县东桥乡）陈崇家族办的东佳书堂，是最早的私家书院。陈氏家族立有“书屋”和“书堂”，书屋设在家族住宅区的西边，教童蒙识字读书，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儿童7岁入学，15岁出学，有出众才能的入东佳书堂。陈氏的教育机构当中，既有属于启蒙性质的家塾——书屋，又有高于启蒙水平的书堂。

　　正是江西浓厚的兴学之风，使得一些地域和一些家族，对教育十分看重，这才为日后创造科举奇迹奠定了基础。

　　精英书院培养赣鄱学子

　　从江西宋代教育的兴盛开始，官府创办的“州县之学”，为培养人才开辟道路。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江西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余悦对此有过详解。官府的重视，制度的完备，经费的充裕，使得官学一度出现兴旺发达的景象，而官学重在科举入仕，以辞章帖括为主业，所以官学为科举考试输送人才提供了一条很重要的途径。然而，官学无法持续兴盛。随着政治混乱、战争频发，官学日渐衰落。州县学校日益腐败，学校只管课试，并不进行教育，儒学诸生与教官疏于来往。

　　与官学双峰对峙，输送人才的另一条道路是私家讲学，书院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有专家统计，两宋时期全国有651所书院，江西220所，占33.79%。学者自行设办，乡绅独立兴办，家族投资创办，乡间集资举办，甚至学徒凑集资财协助老师办学，江西的书院数量十分可观。不仅如此，书院可以自行规定教学目标，所讲授的内容也各有千秋，虽然有的可能纯粹为科考做准备，但更多的偏向诗赋辞章，或者讲究务世之学。到了元朝，始建的书院达到94所，宋代设立的书院，则在继续发展。而到明代，江西科举考试到达巅峰的时候，其书院发展也达到高峰。始建于明代的书院，江西有288所，其数量已经超过黄金时代的宋代。

　　实际上，书院的教育方式不拘一格，这对培养人才大有?/益。特别是明代讲会式书院的建设，诸如庐陵的依仁书院、万安的云兴书院、永新的崇正书院和明新书院，都是名噪一时的讲会式书院。书院讲会制度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组织形式，对于讲会日期有明确的规定，参加讲会者必须履行一定的手续，讲会设职、仪式也有规制。书院讲会以学问为重，推崇互相砥砺、取长补短的学风，并且面向社会，成为社会与书院学术活动的纽结。书院发展到清代，在数量或者规模上都达到了顶峰，江西的书院也遍及各地，新建325所，修复73所。

　　余悦说，在江西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书院在振兴教育等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科举日盛而官学凋敝的形势下，成为输送人才的重要支柱，而江西的书院在全国“独领风骚”，这是江西的幸事。

　　□文/记者刘国伟 图/记者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