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江西工作的时候，曾多次乘船到鄱阳湖考察。从1988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乘船下湖一次，还曾陪中央领导同志乘船考察，算来可能不少于十次吧。1994年江西有位作家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省长与船》，讲的就是这个事情。文中不免有溢美之词，但在湖边长大的我，热爱鄱阳湖，关心鄱阳湖，愿意为保护鄱阳湖多做一些工作，希望湖区的父老乡亲尽快致富，这一点的确是真的。这也许就是我的鄱阳湖情结吧。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古称彭蠡泽、彭泽或彭湖，以后向南扩展，湖水越过松门山直抵鄱阳县附近，因而易名鄱阳湖。湖区形似葫芦，南北长173公里，东西最宽处74公里，北部最窄处不到3公里，湖岸线有1200多公里。通常湖水面积为3000多平方公里（发大洪水时达到近5000平方公里），但低水位时仅有500平方公里，形成了“枯水一线，洪水一片”，“夏秋一水连天，冬春荒滩无边”的自然景观。我还记得少年时代，夏天湖面碧波荡漾，帆影点点，远山一抹青黛，在夕阳的映照下，充满诗情画意；初冬青青的湖洲上，栖息着成千上万的水鸟，有时引吭高飞，像白云一样地铺展开来，与清澈透亮的湖水相映成趣，确像白居易描写的那样：“鸟飞千白点，日没半红轮。”更有趣的是，站在湖口的石钟山上，北边是长江，南边是湖区，江流混浊，湖水碧清，中间有一条明显的清浊分界线。难怪像朱熹这样的大理学家，来到美丽的鄱阳湖，都感慨地说“我愿辞世纷，兹焉老渔蓑”。鄱阳湖区历史上出过不少杰出人物，像徐稺、陶渊明、洪适、江万里、朱耷等都曾在湖区生活过。这里也发生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像周瑜操练水师、朱元璋与陈友谅鄱阳湖水战、石达开湖口大败湘军、李烈钧湖口“二次革命”，等等。文人骚客在鄱阳湖留下的诗句更是不胜枚举。陶渊明的“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王勃的“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李白的“浪动灌婴井，浔阳江上风。开帆入天境，直向彭湖东”，王安石的“茫茫彭蠡杳无地，白浪春风湿天际”，苏东坡的“水绕三山同楚地，势连五老共洪都”和“山苍苍，水茫茫，大姑、小姑江中央”，都是描写鄱阳湖景色的。

　　第一次下湖，乘的是省农业厅的渔政管理船。船约二十多米长，五六米宽。前舱有几间船员住的房间，可住十多人，后舱有两间好点儿的房间，每间大约四个平方米，外面是间小会议室，可坐十来个人。三年以后，省公安厅水上公安局也配置了一条船，比渔政的船略大一点儿，但也只有三十米长，格局差不多，可乘三十人，后面两间好一点儿的房间也略大一些，可能有五平方米，航速也快一点，每小时能走二十公里。那时还没有手机，湖上也没有基站，联络完全靠公安厅的电台，通讯非常困难。记得好几次，有急事要与有关同志通电话，我用船上的对讲机讲，公安厅值班室的同志接通电话后，把话筒靠近他们的对讲机，间接地进行通话，声音不清楚，有时着急得很。为了保持联络，省防汛办专门派了一位同志在公安厅，不断把雨情、水情的数据通过电台报过来。1996年最后一次下湖，配了一台海事卫星电话，通讯方便多了。

　　每次下湖，少则三天，多则一周，吃住都在船上。但也有一次例外。那次我乘船首先到余干县黄金埠附近，那里有条圩堤出险。我上堤察看了险情，返回船后，水退了不少，船居然搁浅，只好弃船走旱路，那一次只在船上待了一天。因为吃住不上岸，在南昌就备好了米肉油盐和一些瓜菜。船上吃的荤菜多是鱼，船老大每天看到渔船就主动靠上去，向渔民购买刚捕捞的鱼虾。沿途县里的同志也会带一些新鲜蔬菜，但我都要求按价付钱。吃住在船上，倒不完全是因为对自己要求严格，主要考虑湖岸离县城一般都有段距离，来来去去浪费时间，而且下湖多数在汛期，避免影响当地主要领导指挥防洪抢险。每到一处，或搭上跳板上岸察看，或请县里的同志上船汇报，这对我和市县的同志都方便。船上伙食还不错，每天食有鱼，厨师的手艺也蛮对我的口味。住就比较糟糕了。夏天炎热，船舱里暑气逼人，湖上虽有风，但也是滚烫的。尤其是晚上停在小湖汊中间，蚊子少不了。鄱阳湖的蚊子大概和我家乡余干的是同一品种，个头大，“双眼皮”，好像对我这个老乡还特别“亲热”，有时被叮得一夜都睡不好。

　　记得有两次是冬天去的，湖上寒风刺骨，住在船上冷得够呛。最困难的是洗澡，湖区有血吸虫，不敢用湖水，带的水总有限，经常是在一个逼仄的冲凉间里，用少得可怜的水马马虎虎地洗个澡。晚上到了离县城比较近的岸边，会上岸洗个澡再回船上。记得1996年7月的一天，傍晚时刻到了都昌县，这是一个有着七十多万人口的大县，苏东坡曾经写过“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那天气温达三十六七度，临时决定上岸洗个澡，工作人员提前半个小时给县里打了电话。上岸一看，来接我们的竟是一辆车窗安装了铁栏杆的“依维柯”，不知道是害怕我们热得要跳窗而逃，还是本来就是“囚车”。好在车里有空调，来去路上都很清凉。县里主要领导在堤上，我没让他们赶过来。后来几次下湖考察，船上两间好一点儿的房间和小会议室已装了空调，条件大有改善。

　　我到江西工作，对鄱阳湖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制止酷渔滥捕，保护渔业资源。鄱阳湖动物种群十分丰富，调查确定的高等动物有600种，其中鱼类有140种，鸟类有310种，每年有数十万只珍禽候鸟在这里越冬，有13种鸟类被国际组织列为世界濒危鸟类。然而由于资源保护意识薄弱，渔政管理不严，渔业资源逐年衰减，鱼群低龄化，个体小。我小的时候，捕鱼都是用网，但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炸鱼、毒鱼、电鱼屡见不鲜，定置网、迷魂网、拦河网、堑春湖等渔具渔法处处可见，捕鱼网也改成密眼布网，真是“千里湖区万张网，密密层层把湖拦，大鱼小鱼一扫光”。这种状况延续下去，鄱阳湖的鱼类都要绝种，我们的子孙何以生存？我到江西任省长不久就发布省长令，规定每年3月到6月，对鄱阳湖鱼类产卵繁殖的19个主要场所实行休渔，每年10月到次年4月，对湖区主要经济鱼类越冬条件好的港段，实行分段封禁。1987年3月实行休渔前夕，我又专门到鄱阳湖召开沿湖地区专员、市长、县长会议，要求采取强制措施，控制捕捞强度，使鄱阳湖得以休养生息，从根本上扭转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的局面，使其尽快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我当时提出，禁止使用有害渔具，无论是放在群众家里的，还是封存在乡村的，都必须坚决处理掉。这对县乡村干部是个很大的压力，但是湖区干部还是耐心细致地做了不少工作，总体效果是好的。休渔禁港十多年，对鄱阳湖渔业资源的保护，进而对鸟类资源的保护，都起到了较好作用。当然，有些措施并未完全落实到位。记得几年后，有一次在船上，有位县领导向我汇报，说他们禁止有害渔具工作做得如何如何，这时我隔窗看去，不远处就有定置网。这位县长可能以为我不认得什么是定置网，在眼皮底下都敢说大话。

　　乘船下鄱阳湖，最多的是为检查防汛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鄱阳湖水位涨落受上游五河来水及长江顶托、倒灌双重影响，汛期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有时连续几年都发大洪水，隔一年不涨大水，就算幸运。湖区有12个县2个市郊区，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人口670多万。千亩以上的大小圩堤有280多座，其中有43座是保护5万亩以上的重点圩堤，堤线总长1463公里。这些圩堤大部分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防洪标准低、堤身质量差、断面矮小、险工险段多，大都只能抗御5-8年一遇的洪水。一到汛期，总是为这些圩堤提心吊胆，因为这后面保护的是湖区人民赖以生存的500多万亩耕地，还有上百万人的生命安全。对此，真是一刻不敢懈怠。1989年我乘船指挥防洪抢险时，在船上学填过一首《临江仙》。《临江仙·舟中虑》（1989年7月7日，于赴鄱阳、余干、万年防洪舟中）：思绪如焚临恶水，灾害风雨相依。小虫萌态病还随。舟行难入寐，心共浪涛飞。昔日鄱丰曾并辔，今朝两地相异。山江湖上已布棋。万众齐心力，煮酒有青梅。

　　记得1992年鄱阳湖发大水，成新、朱港两个监狱农场也在湖边，那条成朱联圩主要靠犯人守堤。我接到报告说成朱联圩出现重大险情，急忙乘船前往，路上听说朱港破堤了，那里可关有4000多犯人啊。我赶到决口处，劳改局的领导在堤上等我。我刚走下跳板，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就“扑通”跪在地上，说：“省长，我有罪，没有保住堤，犯人也没有办法转移，你撤了我吧！”我赶忙一步跨过去，拉他起来，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们抢险是尽了力的，现在必须振作起来，成新农场的堤还没有倒，要千方百计保住。现在别人也没有办法帮你们，我也派不了船帮你运犯人，要靠农场的干警，要调动犯人的积极性。”接着我问他：“圈里有没有猪？”他回答“还有”。我说：“第一，把猪都杀了，让犯人吃饱，有病的给治病，不要累死人；第二，你们干警划分责任，每人包一段，检查‘泡泉’，发现了及时处理；第三，给犯人宣布政策，在抗洪中表现好的可以依法减刑、假释。”省劳改局的领导同志连声答应，马上落实。后来成新农场的圩堤保住了，对犯人也兑现了政策。

　　还有一次是1995年，早稻收割前夕，新建县的二十四联圩垮了，这条大堤保护着20万亩耕地、十几万人口。我当时正在医院输液，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拔了针乘车赶到现场。在决口的对面，看到往日的良田变成了一片汪洋，远处的民宅在水中只露出房顶，心中十分难过，脚一软，不由自主地坐到了地上。后来我又乘船察看了灾情，了解倒堤的原因。我听说，乡里有位干部巡堤值班时，违反规定和别人喝酒，没有及时处理险情，造成了后患。我非常痛恨这种对人民生命财产不负责任的态度。经调查核实，当事人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县乡的主要领导也受了处分。

　　解决水患问题，治本的办法是加强圩堤建设。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家的支持下，江西用了十年多的时间，开展了鄱阳湖治理一期工程。累计投资8亿多元，完成了大堤堤身5000万立方米的土方填筑和160多万平方米的护坡，10万亩以上主要干堤的防洪能力提高到20年一遇，湖区的防洪能力有了大的提高。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是毛泽东在《送瘟神》中对血吸虫病危害的描写。他在这首诗的后记中还写道：“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鄱阳湖区是全国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湖区有377万人受到血吸虫病的严重威胁。1987年急性感染发病人数有2253人，为25年来的最高峰；晚期病人共查出3000多例。1988年10月我到湖区考察时，到了鄱阳县莲湖乡的朱家村，全村8600多人，上至老者，下至稚童，大都受血吸虫感染，感染率高达96%，每平方米钉螺密度高达294个。这个乡的表恩村小学因40名在校学生发生急性感染而被迫停课。新建县的南矶山乡、永修县的吴城镇情况也差不多。看到群众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我心里十分难受。我对随行的同志和当地领导说，灭螺治病是关系到湖区人民生命健康的大事，要把灭螺治病列入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采取省地县和农民共同负担的办法，在湖区大规模开展人畜同步治疗工作，连续搞几年，坚决把疫情控制住。我曾三次染上血吸虫病，对患者的痛苦深有体会，所以，在湖区考察时，我多次到过血防站、血防组。1991年在余干和鄱阳两县的几个血防组看望晚期病人。有几个病人挺着个大肚子，向我反映生活上的困难。我请省民政厅下拨专项经费，对这部分人除医疗费之外，再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记得那年我治血吸虫病时填了一首《一剪梅》。《一剪梅·病中思变》（1987年3月1日于江西医院）：疫区几经染小虫。腹也胀痛，肝也胀痛。无奈又服吡喹酮。脚又浮肿，脸又浮肿。潜学荆公矢志更。昼思穷通，夜思变通。南下东进运筹中。改革东风，变革东风。

　　鄱阳湖区特别是滨湖的部分县，经济发展缓慢，客观上有两个原因：一是水旱灾害多；二是血吸虫病严重。从1989年开始，省里拿了几千万元，专门搞灭螺工程。余干县的落脚湖、鄱阳县的莲西圩、星子县的浆潭圩、湖口县的泊洋湖、都昌县的枭阳湖、彭泽县的太泊湖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灭螺。这些地方我下湖时大都去看过，效果相当好。群众灭螺的热情也很高。有一次我在湖口泊洋湖工地问一位农民来工地多少天，他告诉我已经干了15天，还要再干15天。我问他来挑堤愿不愿意，他说，这个工程能消灭钉螺，是为我们当地人造福的，当然愿意。在考察中我还提出，要把治虫和治穷结合起来。如果不是穷，人哪会下水，不下水就不会得血吸虫病。为什么血吸虫病这么猖獗？就是因为穷。这件事要常抓不懈，血吸虫病一天不消灭，血防工作就一天也不能放松。我还交待教育部门，中小学课程要增加血吸虫病防治知识，老师要负责任，教育学生不要下水。记得有一年夏天，可能由于天气太热，随我下湖考察的农业厅长和警卫员偷偷下湖游泳了。我发现后，狠狠地剋了他们一顿。我当时想，血防教育确实是件难事、大事，不要说疫区那么多不懂事的学生，就是我身边明白道理的人，也忍不住下水了。

　　改变鄱阳湖区的面貌，关键还在发展经济。1990年我向省委书记毛致用同志建议，一起去考察一次鄱阳湖，专题研究鄱阳湖的开发与治理。这年10月，致用同志和我带了省直有关部门的同志，乘两条船，到湖区考察了一周。通过考察，我们感到，一定要把开发治理鄱阳湖和发展湖区经济提到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既要治山、治湖、治江，又要治乱、治脏、治穷；既要开发，又要治理，使鄱阳湖区实现“青山常在，绿水荡漾，经济发展，富裕安康”。粮食生产的重点要放在提高单产上，下决心发展多种经营，办好乡镇企业，高度重视水面开发利用，除了养鱼，还可以养蟹、养水禽，搞好“鹅鸭工程”。当时一些县种植了欧美杨和水杉林，我们推广他们的经验，鼓励发展湖区林业。我给当地同志算账，湖区有大量滩涂地，适宜种杨树，种下去也不太用管理，每家种10棵，八九年后就有2立方米木材，等于捡了800元。

　　发展湖区经济，既要着眼于救灾，解决当前困难，更要着眼于“造血”，增强内在发展动力。对鄱阳湖区最贫困的两个县都昌和鄱阳，我请省交通厅和省冶金厅分别给予帮扶，以后对其他几个县也明确了对口帮扶单位。为了支持鄱阳湖地区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还展开环鄱阳湖的高速公路建设。1993年鄱阳湖水位长时间居高不下，滨湖地区外洪内涝持续两个月，数百万人受灾。中央非常关怀，先后下拨救济款近6亿元，以工代赈粮折款2亿多元。为确保灾民度过春荒，1994年年初，致用同志和我致信中央领导，泽民、李鹏、瑞环同志立即批示给江西再无偿调拨救灾大米1亿斤。这年春节前，我又乘船到了永修、星子、都昌、鄱阳、余干、进贤6个县，到群众家里看，各级干部抓救灾还是认真得力的，但部分农民生活依然比较贫困。我对县乡干部说：“我们都是喝鄱湖水长大的，老百姓多年未能改变贫困面貌，工作没做好，我很惭愧。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已经尽了很大努力，脱贫致富更要靠自己艰苦奋斗。”这次我到了永修县的吴城镇。该镇为历史名镇，唐宋时曾是繁华的湖港，南来北往的货源和人流集散于此。我对镇里的干部说：“我来了几次，这里变化不大。去年遭了灾，群众生活不好，但不遭灾日子也未必算好吧？空守着这么多好山好水，过着穷日子，我们甘心吗？日本、德国战后复兴，就是靠一股不甘落后、敢于吃苦的精神。一些地区长期落后，差距主要在干部的精神面貌上。我到过一些乡村，发现有的干部群众商品经济观念不强，缺乏竞争意识，不愿到外面闯世界。饭后拢着个手，灾后等救济，这样的精神状态，还要穷上100年。鄱阳湖区资源丰富，物产丰饶，水上交通便利，区位条件好，历史上一度是中国的发达地区，没有理由不发展快一些。湖区的干部群众切不可自甘落后。”我要求湖区的县乡，在大力发展“三高”农业的同时，创新工业发展思路，选准选好项目，多元化筹集资金，大力推行股份合作制。湖区多数地方人多田少，富余劳动力外出打工是一条重要的路子。鄱阳县有个6万多人的乡，有2万人在外打工。我对他们说，这是大好事，你们几万人出去做工，其中会有一些人留在城市，还有的可能成为管理者和企业家。虽然现在寄回家的钱不算多，但出去见了世面，长了见识，带回了信息，就会对改变家乡面貌有帮助。值得欣慰的是，2004年和2008年我两次回江西，到了湖区的一些县，那里的面貌有了很大变化。

　　2008年我在江西过春节，省委书记苏荣同志对我讲，省里准备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把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有机地统一起来，走出一条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新路子。我真诚地希望，鄱阳湖地区能够发展得更快一些，湖区人民生活能够改善得更快一些，山清水秀、繁荣富饶的鄱阳湖能成为江西乃至全国人民的骄傲。

　　（选自吴官正：《闲来笔潭》，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