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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侃(259-334),字士行,东晋鄱阳郡袅阳县(今都昌县)左里乡陶家冲人。据《都昌县志稿》记载：“晋时都昌名袅阳，公元304年前属鄱阳郡，304年划归浔阳郡，故史籍称陶侃为浔阳人，亦有称为鄱阳人。”父陶丹，早年亡故。自幼由母亲谌氏抚养成人。陶母教子恩威并重，如孟母之贤。陶侃稍长，在县内当小吏。有一次，将公家分的鱼托人带回家孝敬慈母。陶母丝纹未动，将原物封好退回，并写信责备陶侃，要他为官应廉洁自好，不允许公私不分。还告诫他说：“你这样用公物想取悦于我，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这一教导，对陶侃后来为官清廉，有很大影响。有一次，同郡孝廉（即举人）范逵访贤遇大雪，寓宿陶侃家，时天寒地冻，马无饲料，陶母揭去自己的床铺，将御寒的稻草搬来剁抹喂马。家中贫寒，无以款客，她又偷偷剪下自己的长发，卖给邻人，以卖发之资购买酒菜，招待客人。范逵举荐，陶侃由县吏拜授郎中，继而又补为武冈县令，为令时有贤名。随后逐渐升迁江夏、武昌太守。在任武昌太守时，曾率部随征西大将军王敦镇压杜弢起义，取胜后，任荆州刺史，镇守沌口，不久，因声名显赫，为王敦所忌，调至偏远的广州任刺史。

    陶侃任广州刺史期间，事务比较清闲，每天清早起床，把数百块砖搬到室外，傍晚又搬回室内，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从不间断。有人看见感到奇怪，问他：“为何要这样干？”他说：“吾方致力于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尔。”后人称他为“运甓翁”。

    王敦为晋武帝女婿，官至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六州军事。东晋初建，拥重兵屯驻武昌。因元帝起用刘隗、刁协等，视为心腹，遏制王氏势力，心怀不平。乃于永昌元年（322年）自武昌举兵东下，攻入建康（今南京），杀刁协等人。回师不久，又自武昌移镇姑熟（今安徽当涂）威逼朝廷。太宁二年（324年），明帝乘其病危，出兵讨伐，王敦死于军中。乱平之后，明帝命令陶侃复回荆州，加封征西大将军。回到荆州，内外多事，千头万绪，军政诸务，极其繁杂。他“勤于吏职，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他平日不饮酒，不赌博，发现身边的参佐人员有聚赌取乐、饮酒误事的，既命令把酒器、赌具沉于江中。并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世，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对于向他馈赠礼物的人，首先他要问礼物的来路，如是自己花钱买的，礼物虽少，他也高兴地接爱：若其礼物来路不明，则严厉斥责，退回礼物。有一次，他外出游览，看见一人手持一束未成熟的稻穗。便问：“用此何为？”那人答：“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他听了大怒，说：“汝既不佃，而戏践人稻。”即“执而鞭之”。尤其可贵的是，他身为大将军，却极其惜物。一次所部造船，他命令将木屑、竹头收检好，人皆不解其意，暗中笑其吝啬。不久，大雪方晴，庭前泥泞路滑，他既命令将木屑布地，来往行人称便，众人始悟。永和三年（374年），新任荆州刺史恒温率军入蜀，造船缺钉，无计可施，当众人想到陶侃生前堆积如山的竹头，便以竹头削钉装船，解决了军中一大难题，众人更加醒悟，无不称赞他办事的微密。在他驻守荆州期间，军纪严明，政务整肃，百姓安居乐业，道不拾遗，乡绅士民，莫不称庆。

    咸和二年（327年），苏峻（冠军将军、历阳内史）密结祖约（豫州刺史、平西将军），以讨伐庾亮为名，发动叛乱，次年攻陷建康（今南京），庾亮逃奔浔阳，与温峤一道推举陶侃为盟主。经温峤等固请，奉为主帅，平定苏峻、祖约之乱。成帝以陶侃有再造晋室之功，任为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咸和九年，告老还乡，途中逝世于樊溪，享年七十六岁。谥桓。

    陶侃为官四十余载，忠顺勤谨，雄毅善断，识察纤密，珍时惜物，清廉爱民。梅陶说：“陶公神机明鉴似魏武（曹操），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杭诸人不能及也”。谢安每言“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为世所重如此。他“喜文辞，行文如流”，名篇有《逊位表》、《祖国赋》，著有文集二卷行世。都昌县人极重陶侃之人品，历代于城乡广筑庙宇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