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建设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一项关系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表明了省委、省政府将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全新发展理念，是我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省委书记苏荣在其问计于民的公开信中，也恳切期盼省内外朋友们就“如何规划建设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积极建言献策。为此，本版即日起开设“环鄱区建设论坛”专栏，欢迎有识之士以理论文章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对环鄱区规划和建设提出真知灼见，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京九铁路的建设与21世纪的临近，江西学界发生了一场对本土文化的热烈讨论，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乃至海外赣人的热切关注。那场讨论的结果是诞生了“赣文化”一词，从那以后人们频繁地使用“赣文化”这种表达方式，来抒发“爱我江西”的桑梓情怀与“兴我江西”的殷切愿望。

　　然而对于“赣文化”这个词，有的学者认为，它还不足以构成对江西文化的全面代表与概括。汉语的词汇以双音节为主，成语则以四音节为主，因为这个原因，“赣文化”这个三音节词读来稍嫌拗口。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大多都有朗朗上口的四音节表达方式，如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湖湘文化等。过去人们也曾试图使用过双音节词，担任过江西省历史学会会长的姚公骞先生提出过“赣江文化”，学者周文英的一部著作名为“江西文化”，但前者只指代赣江流域，我省境内其他水系没有包括在内，后者径用始于唐代的行政区划为名，未能体现赣地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厚重博大。不仅如此，省外其他地域文化的表达方式，还显示出它们是内部两个“地域子文化”的集成，如巴蜀文化意味着它是由“巴文化”与“蜀文化”集合而成，齐鲁文化是由“齐文化”与“鲁文化”集合而成，吴越文化是由“吴文化”与“越文化”集合而成。这类“双子星座”式的名称显示了地域文化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强劲动力：两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地域子文化”集合在一起，既相辅相成，又呼应激荡，正是该地域文化生气勃勃的表现。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为我们寻找更具概括性的地域文化表达方式打开了新的思路。省委、省政府建设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决策，引起了人们对鄱阳湖地区的高度关注，焕发了该地区人民建设家乡的热情，也使得鄱阳湖这个名字成了吸引眼球的新焦点。鄱阳湖承纳赣、抚、信、饶、修五河来水，其流域面积几乎覆盖江西全境。因此，除了“赣”字之外，“鄱”字是最能指代江西的词汇。从多年来报章上使用的“赣鄱大地”一词，也可以看出“鄱”字最具与“赣”字相提并论的资格。由于媒体对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大力宣传，“鄱”字近期的“出镜率”更为频繁，当前应是推出“赣鄱文化”这种表达方式的最佳时机。而且“赣鄱文化”比“赣文化”更具地域代表性，“赣”字在这里指代发源于赣南的千里赣江，“鄱”字则指代位于赣北的中国最大淡水湖，在“赣文化”中嵌入一个“鄱”字，避免了只提“赣”字带来的单一性，使人产生赣南赣北比翼齐飞的生动联想。毋庸讳言，当前人们对“赣鄱文化”这种表达方式还有陌生感，但假以时日，“赣鄱”一定能够与“巴蜀”、“齐鲁”和“吴越”一样，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词语。

　　不必担心“赣鄱文化”中的“鄱文化”缺乏自己相对独立的内涵。据学界考证，“赣”字中的“章”旁，表明赣江流域的先民与北方漳河流域的漳人有关（也有人说源于战国时期江淮流域的“豫章”）；而“鄱”字中的“番”旁，又提示鄱阳湖地区的先民有自己的来源——《山海经·海内经》中那个“始为舟”的黄帝后裔番禺，而万年仙人洞古人类活动遗址则标示出另一更早来源。数千年的族群融合与移民历史，使得番禺人与漳人的后代如今已没有区别，但由于鄱阳湖地区人民的智慧与资源环境的独特，“鄱文化”还是呈现出堪与“赣文化”（赣江文化）媲美的丰富性。鄱阳湖周边历史名城星罗棋布，书院寺观和楼台亭阁难计其数，前人曾在这里创造出灿烂的稻作文化、陶瓷文化、宗教文化、铜文化、茶文化、戏曲文化和候鸟文化，形成了与“金木水火土”等资源相对应的若干产业集聚中心，如瓷都（景德镇）、木都（吴城）、茶都（浮梁）、铜都（永平监曾由中央直辖）、纸都（铅山）和药都（樟树）等。在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前，我们的古人将湖区与周边的动植物、矿物资源利用到了极致，为江西赢得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一脍炙人口的美誉。

　　不仅如此，“鄱文化”还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有“20世纪徐霞客”之称的著名学者曹聚仁在其《万里行记》中谈到，“在农业手工业社会，鄱阳湖盆地显然居于最重要的地位”：鄱阳湖东岸（景德镇及沿信江一带）是陶瓷业中心，南岸（金溪浒湾）是刻板印刷中心，而景德镇、吴城、樟树和河口等四大名镇分别是瓷器与茶叶中心、木材中心、药物中心和米粮中心。曹聚仁还从移民、戏曲和学术思想传播的角度指出，鄱阳湖盆地是“孕育近代中国戏曲的摇篮”和“近代中国文化的摇篮”，并且发出这样的感叹：“原来，一部近代中国思想史，正是一部鄱阳湖盆地文化发展史”。其实，曹聚仁还有个小小的疏忽，他在提到铅山的河口是米粮中心时，忘记了那个地方还是造纸业中心——翦伯赞在《中国通史纲要》中说：“明代中叶，棉纺织业的松江，丝织业的苏杭，浆染业的芜湖，制瓷业的景德镇和造纸业的铅山，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鄱阳湖地区竟然据有其二，这是何等重要的地位！德国汉学家雷德候在其《万物》中描述：18世纪初，法国来华传教士殷弘绪写信反映景德镇陶瓷生产的链锁式流程，信件在西方出版后被译为多种语言，对欧洲大规模生产线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雷德候认为“机器不是引发工业革命的唯一因素，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劳动分工的技巧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而分工组织正是景德镇制瓷业的一大特色，这是“鄱文化”对人类文明（非物质遗产）的一项不可磨灭的贡献。

　　物换星移，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传统资源的继续利用和新兴资源的探索开发，鄱阳湖周边和邻近地区的产业集聚呈现出新的气象：“世界铜都”（鹰潭）、“太阳能城”（新余）与“钢铁之城”（湖口）快速崛起，“瓷都”向“艺术瓷之都”转轨，南昌、九江的亲水优势因省外水资源的匮乏而日益凸显，以鄱阳县为代表的沿湖县区正积极打造“中国湖城”等强调本地特色的品牌等。此外，湖区的风力、水力、湿地、草洲、沙丘、森林等资源也陆续被开发利用，全球范围的粮食短缺又彰显出湖区农业在国家粮食安全体系中的地位。新一轮产业集聚无疑将加速鄱阳湖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推动江西实现在新起点上的新跨越。

　　通过以上对历史和现实的审视，我们更能看出建设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这项战略举措的重要意义，这就是在工业化的新格局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又一轮和谐相处。《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出生在属于鄱阳湖水系的奉新江（潦水）之滨，他用“天工开物”这个标题来表明应当遵循自然规律，“鄱文化”的精髓就体现在该书“贵五谷而贱金玉”的编写原则之中。鄱阳湖地区在农业与手工业时代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前人既开发利用了湖区的各种自然资源，又为后人保住了“一湖清水”。清初法国赴华传教士、数年研究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殷弘绪在书信中提到，18世纪初景德镇存在窑火满天、瓷渣乱倒与滥伐松柴等问题，但前人显然没有让这些问题演化为生态灾难，今天的鄱阳湖东北岸仍旧是长江中下游的一片“绿肺”。我们应当努力汲取“鄱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实现江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