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鄡阳没有消失

在都昌人的传说中，鄡阳沉了，都昌浮起来了，因而都昌是一块浮洲，就像是一条船，最怕姓“舵”的人来。据说姓舵的人一来，都昌这条“船”就飘走了。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但是古老的民间传说却蕴藏了一地特殊的历史与文化信息。

传说鄡阳古城漂没的前夕，天降大雨，数月不开。居民中惊恐地传播着“鳌鱼翻身”的消息。在古人的认识中，脚下的大地由鳌鱼背负，天之四极也是由鳌鱼的四足支撑。因而，一旦“鳌鱼翻身”，就会天翻地覆。于是，古鄡阳人纷纷祈祷苍天，希望躲过灾难。据说，其时有一位跛足道人举止异常，手持一块半边瓷盘游走于鄡阳各地，一边行走，一边呼喊兜售：“卖边盘呐！边盘，边盘——”人不解其意。原来跛足道人早已算到鄡阳大劫将至，但苦于天机不可泄露，只好以“半边瓷盘”警告世人：“赶快搬家吧，大水就要来了，鄡阳就要沉没了，再不走就来不及啦！”在今天都昌、星子、鄱阳、南昌等地的方言中，依然称“搬东西”为“盘东西”，旅行的资费叫“盘缠”，应该与此有关。所谓“边盘”，意思就是“边搬”。终于有几个聪明人会意了，带领着大伙儿尝试着“盘家”，随着大水的逼近，边“盘”边走，往高处躲避，真的应了“边盘”的寓意。这个传说有一定的历史原真性和文化传承性，“边盘”的隐喻，同东汉以来的谶纬之风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现实中，鄡阳县在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变成了一片泽国，习惯了“躲大水”的鄡阳人，一步步往高处搬，最后终于回不了原来的村盘。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西，县与县之间尚有大片未开垦的隙地可以驻足，于是湖滨便成了这些难民的居住地。到唐朝武德五年（622年），朝廷才决定划割彭泽县雁子桥之南的土地，连同废鄡阳县余地，设置了都昌县，这些不知所属的鄡阳遗民才正式有了自己新的归宿。

然而，“鄡阳”并没有消失。

这不仅因为鄡阳依然存在于它的遗民及其后裔的历史记忆中，而且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

历史上的鄱阳湖同今天一样是一个季节性过水湖泊，一年一度水涨水落，所谓“洪水一片，枯水一线”。每年夏季为长江和鄱阳湖汛期，大水来时，浩瀚的鄱阳湖上“四望疑无地，孤舟若在天”（宋徐照《过鄱阳湖》诗）。秋天，洪水渐退，冬春时节进入枯水期，被淹没的“鄡阳故地”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呈现在鄡阳遗民的面前，对他们来说，鄱阳湖就是自己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故土。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曾有《过都昌》绝句。诗云：“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笔者曾思问过苏诗首句为何要写“鄱阳湖上都昌县”，而不说“鄱阳湖畔都昌县”？一个县可以在“湖上”吗？及知鄱阳湖的形成史，才幡然有悟，于是更加佩服苏轼用字的准确精到。

是的，鄡阳故地没有沉没，只是淹没。只不过在通常的感觉中，被淹没的土地浸入水中，似乎也可以看作“沉入水中”而已。

大水季节，鄡阳遗民在水陆两地作业，既农且渔；枯水时期，他们便深入湖区放牧捕捞，向自己的祖居地讨生活。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远处的“故地”逐渐失去了控制，毕竟汛期大水阻隔，鞭长莫及，“自己的领水”被人利用在所难免；但是枯水季节一来，这些鄡阳遗民的后代便纷纷出动船只到远达新建县边界的南岸洲打草积肥。于是，“打湖草”便成了都昌滨湖居民的一种生活习俗。据民国和建国初期的文献记载，都昌和新建包括鄱阳县民曾经发生过多次械斗，打过无数次“湖州土地”的官司。械斗是惨烈的，痛苦的。照理说，以鄱阳湖之大，湖州之广，正是“鄱湖何处无芳草”，根本没有必要劳师远征，付出流血的代价。可是鄡阳遗民的后裔照样以“打湖草”的方式，宣示着自己对故土的“主权”。 “打湖草”习俗实际上承载了一重千年积淀的文化意义。

摊开地图，检索都昌县的政区资料，我们会发现都昌县西南东三面环湖，如同伸入湖中的一片半岛，湖岸线长达185公里，占整个鄱阳湖1200公里湖岸线的近六分之一；湖上水域面积按吴淞水位7—12米计算，广达31万亩，占鄱阳湖总面积75万亩的41%。史载“都昌”之得名，是因为“地有都村，南接南昌，西望建昌”的缘故，难怪都昌人的民谚中有“上齐滕王阁，下到蜈蚣脚，见青就斫”的说法。意思是说鄱阳湖上游从滕王阁起，下游到蜈蚣山脚为止，所有长满青草的湖洲，都是祖先的故土，都可以割草沤肥。

“鄡阳故地”就这样在鄱阳湖中时隐时现，一会儿浸入水底，一会儿露出水面，年复一年地温习着往昔的记忆，鄡阳故事便也随之传说了千余年。

四、洞庭湖的警示

在历史上，中国最大的淡水湖，起初不是鄱阳湖，而是朝晖夕阳，气象万千，衔远山，吞长江的“八百里洞庭”。

1825年，洞庭湖面积广达6400平方公里，超出此前鄱阳湖最大面积近400平方公里；1949年为4350平方公里；1996年残存2691平方公里。

洞庭湖萎缩了，最迅猛、最剧烈的时段是1949年以后的45年；最大的杀手是严重水土流失导致的泥沙沉积以及盲目而疯狂的围湖造田。45年里，洞庭湖水域面积急剧减少38%，泥沙总淤积量达40多亿立方米，湖底泥沙厚度达170米，湖泊容积也从1949年的293亿立方米，减少到128亿立方米。在同一时期内，其缩减之快为太湖的3.9倍，鄱阳湖的2.5倍！

洞庭湖丧失了它的辽阔浩瀚，将中国“第一大湖”的桂冠拱手让给了鄱阳湖。

其实，鄱阳湖也曾遭遇过同样的危机，有自然的因素，更有人为的因素。

据有关科考资料记载，清后期以来，鄱阳湖区在地质构造上，总的趋势由下沉转为上升。大约以每年6—10毫米的速度急剧上升，至今肥粘土层已高出湖面5米左右，湖心有逐渐北移的趋向。

建国后，赣江上游的水土流失使入湖诸水挟带大量的泥沙，导致湖底抬高，并在河流入口处形成洲地。据江西省水利厅推算，每年赣、抚、饶、信、修五河挟带的泥沙，在湖内的沉积量达1120万吨，其中，以赣江的泥沙量最大。

赣江下游主泓本在吴城附近，大量泥沙可以直接由鄱阳湖北湖直接输入长江。然而清后期以来，吴城入湖的赣江主泓严重梗阻，渲泄不畅，加上北、中、南三支分流的迳流量增大，大量泥沙便在鄱阳南湖河口堆集，发育成鸟足状三角洲，导致鄱阳湖南湖西南部日趋萎缩。

泥沙淤积、围湖造田，加速了湖面的萎缩。1954年鄱阳湖洪水期面积为5050平方公里，1957年为4900平方公里，到1976年急遽缩小到3841平方公里。短短22年间，鄱阳湖同样以惊人的速度缩小了1200多平方公里，湖泊的洪水调蓄能力顿失20%，以致汛期一到，水位抬升，滨湖市县，险象环生。

三峡大坝建成后，新的考验再次迫临这方古老的水域。受长江中下游水位下降的影响，鄱阳湖水量急剧减少，高水位持续时间由以往的3个月缩短到不足1个月，每年枯水期提前进入，给水生动植物和候鸟带来致命的影响。

鄱阳湖会重蹈洞庭湖的覆辙吗？古老的鄡阳平原会重新“浮出水面”成为复活的土地吗？“一湖清水”会萎缩到古彭蠡泽的规模吗？

鄱湖沉浮，谁主沉浮？这应该是当代江西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