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省社科院院长傅修延

　本报记者　　余　霞

　　话题引入：“文化的魅力，如同清澈的鄱阳湖之水，润物细无声，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感染力。”鄱文化，即鄱阳湖地域文化。鄱阳湖水体的变动不居与桀骜不驯，培育了湖区人民的生存智慧与生态敏感，鄱文化因此成为一种渗透着深刻生态意识的地域文化。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乃至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应如何深刻认识和理解鄱文化的生态特征，充分借鉴和汲取其中的生态智慧？本报记者为此专访省社科院院长、教授、博导傅修延。

　　■鄱文化具有三大生态特征

　　记者：根据您多年的研究，您认为鄱文化的生态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傅修延：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山水的热爱、向往与依傍，对自然的敬畏、斗争与顺应，对生态的保护、珍惜与尊重。

　　■鄱阳湖平原是一个巨大的“桃花源”，山水文化独具特色，对儒释道的主要分支和流派也具有重要的哺育之功

　　记者：在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化背景中，亲近山水、寄情田园是绝大多数地域文化的一个共同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中几乎都有对山水田园的款款深情。那么，鄱文化在这方面有什么特色呢？

　　傅修延：鄱文化在这方面颇具特色。陶渊明在庐山脚下吟出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展开了一幅清新隽永的山水画卷，将平淡无奇的乡村景色点化为新的审美对象。他在决心辞去彭泽令时写下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和“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将田园生活的生机妙趣描绘得活泼可爱，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向往之情。当然，陶渊明诗文中最脍炙人口的还是《桃花源记》，从生态文明角度看这篇作品，不难发现作者把美丽的桃花源写成了人类的避难所，躲避战乱的人们像婴儿恋母一样将自己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陶渊明只描述了一个小小的“桃花源”，整个鄱阳湖平原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桃花源”，由于山水秀美、物产丰饶，这个鱼米之乡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接纳了来此躲避祸乱的移民，扮演了慷慨无私的母亲角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儒释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三家的主要分支与流派都在江西萌发生长，鄱阳湖平原的哺育之功永垂史册。儒学的理学和心学分别肇始于庐山的莲花峰和贵溪的象山；佛教净土宗的祖庭为庐山东林寺，禅宗的洪州宗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巍巍丰碑；道教的净明道（许真君崇拜）兴起于南昌西山，天师道虽创立于四川，但从第四代起一直扎根于鹰潭龙虎山。铺展开江西地图，可以看到鄱阳湖周围都是文化名山，周敦颐、陆九渊、慧远、马祖道一、许逊、张道陵等人就是在山怀水抱之中开宗立派。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是一座教育体制相当完备的儒家高等学府；佛教禅院在江西各处有相当密集的分布，黄庭坚因此写下“水边林下逢衲子，南北东西古道场”，洪州宗道场开元寺甚至因占地甚广而需“骑马关山门”；龙虎山上的“嗣汉天师府”被称为“南国无双地，西江第一家”。

　　■鄱文化蕴涵化害为利的生态智慧

　　记者：鄱阳湖是大自然对江西的恩赐，一年又一年地滋润赣鄱大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江西儿女，但水灾也给湖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那么，在与灾难的斗争中，湖区人民滋长了怎样的生存智慧，并由此积淀下来成为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呢？

　　傅修延：赣、抚、信、饶、修五条“水龙”在鄱阳湖汇聚，春涨秋消的水体桀骜不驯，给湖区人民带来了巨大苦难，但同时也赋予他们特殊的生态敏感，使他们对大自然怀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敬畏之情。

　　饱受水患之苦的现实，导致“许逊收服孽龙”的故事在鄱地长期传播。在生动活泼的民间故事中，许逊被叙述成为民除害的伏波英雄，他的对手孽龙则是水患的象征。故事中许逊费尽千辛万苦收服孽龙后，将其用八根铁索拴住，牢牢地锁在豫章城南井底的铁柱上。这个传说反映了江西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强烈愿望。

　　然而，与大自然斗争是一项危险的游戏，但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就会受到无情的惩罚。明清以前鄱地生态尚属平衡，近代以来不断扩大围垦，用修建和加高圩堤的方法来与湖争田。从大自然中夺得的土地固然生产了许多粮食，但“虎口夺食”终究是危险的游戏，后来的水灾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范围广。人们终于认识到大自然的威力，于是“与湖争田”宣告结束，顺应自然的“退田还湖”行动正式登场。近年来实施“移民建镇”等工程以后，鄱阳湖的面积从3900平方公里增加到了5100平方公里。

　　湖区人民在过去的围垦中也不是一味与大自然硬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新建朱港农场劳动，就亲眼看到农场对面的湖区农民如何与变幻莫测的环境博弈：湖水涨起之前他们并不拼命加高圩堤，对堤内稻田也不多加施肥和管理。这样一来，如果洪水漫过圩堤，他们就在水退后捕捉留在田里的鱼虾；如果这一年水未涨起来，他们就主要收获稻谷。就像古埃及人知道尼罗河泛滥可以为土地增肥一样，湖区人民懂得既顺应自然又利用自然。洪水并不等于洪灾，只要应对得法，自然力也可以转变成为人所用的资源。《警世通言》有一则故事为“旌阳宫铁树镇妖”，其中提到孽龙失败后企图讲和，许逊令其一夜之间在赣鄱大地上滚出１００条河，这个细节折射出鄱文化中化害为利的生态智慧。事实上，历史上发展得较好的鄱地产业，都是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结果。景德镇一带“水土宜陶”，山上有高品位的瓷土矿与可供烧窑的松柴，人们便在那里发展陶瓷产业；万年的“冷浆田”富含有机质，特别适合水稻生长，那个地方就生产可以贡奉皇家的优质大米。在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借鉴这种“宜陶则陶”、“宜稻则稻”的产业选择思维，这是前人积累下来的极为宝贵的地域发展经验。

　　■山江湖工程显示出来的先知先觉，可追溯到鄱文化中对生态的尊重

　　记者：目前全国许多地方的生态面临严重挑战，太湖、巢湖、滇池和洞庭湖等著名湖泊相继被污染，鄱阳湖却仍然是“一湖清水”，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人的惊叹与议论。鄱文化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傅修延：为什么鄱阳湖能保持“一湖清水”？从排放角度说，江西工业化进程较慢是一个根本原因；而从环保角度看，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山江湖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山——江——湖，这样的排列顺序代表了一种科学的生态观：山是源，水是流，湖是库，因此，“治湖必先治江，治江必先治山，治山必先治穷”，最重要的是防止盲目砍伐造成的水土流失，在山上建立起江河湖泊的绿色屏障。20多年来，山江湖工程对赣鄱大地的生态保护贡献巨大。

　　山江湖工程显示出来的先知先觉，追根溯源来自鄱文化中对生态的珍惜与尊重。江西人与山争地的行为始于唐宋，南宋时江西官员的奏疏已提到“江西良田，多占山冈”，杨万里在其《观小儿戏打春牛》的诗中甚至出现“大田耕尽却耕山”之句。客观地说，唐宋时期的江西生态远未出现危机，但在山林被垦之初，这种现象就被记载下来甚至向上反映，说明人们对生态的变动非常敏感。再如，17世纪的宋应星就宣称环境的承载能力赶不上人类的发展速度，他在1640年写下这样一首惊世骇俗的《怜愚诗》：“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教杀运不重来！”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出版于1798年，宋应星比他早158年看到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可怕。所谓“杀运重来”，指的是人口增多必然导致有限的资源被消耗殆尽，从而引发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杀运”。300多年前的宋应星就明确地表达了人类应当节制生育的远见卓识，实在是难能可贵。鄱地先贤的伟大，只有放在全人类的进程中才能充分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