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环保：向极端消费宣战”，《新华日报》昨日以“时尚”风采推出的长文，引起关注和热议。

　　这是有背景的，我国一批环保和生态友好的先行者，正在被套上国外“极端环保主义者”的帽子，受到非议和指责，批评者中不乏重量级的专家教授。

　　什么事过于极端，总归是不太好，不完善。可问题是，目前，我国已有“极端环保主义者”？国际上所指的“极端环保”是指有人对环保的理念产生了极端化的扭曲，对环境的要求、评价超出了人类社会所能够承受的标准，不切实际，偏激和滥情。

　　例如，为救被用于医学实验的猴子或老鼠，烧掉实验室和殴打医生，这是“环保恐怖主义”，我们有吗？没有！不能动大自然一草一木，谁动就以死相搏的“生态原旨教主义”，我们有吗？没有！无论在地球那个角落，从亚马逊到北极，谁动一动雨林，宰了几只海豹，无论何种解释都不听，先骂个狗血喷头，这种“环保帝国主义”，我们有吗？没有！

　　我们甚至没有人躺在乱砍乱伐森林的巨斧下，也没人用一叶小舟在巨涛中阻挡滥捕的大船。我们甚至没有一呼百应的非政府环保组织。

　　如此，凭什么说我们民间有了“极端环保主义者”？

　　事实上，和这些年的“极端发展”和“极端消费”相比，我们的环保，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好像距“极端”都很远。民间的多数践行者不过是多吃吃素，多种种树，少用水电，垃圾分类，多骑车等。

　　1998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瑞恩提出“健康和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的理念，即“乐活”，信奉和实践“乐活”的人被称为“乐活族”，他们的生活态度是“东西能用就好，身体能动就好，钱财够花就好，心情快乐就好”，倡导既要享受现代文明生活，又要对自然和环境负责；既不降低生活质量，同时也能将自身对环境影响和产品的需求降到最低。我国环保主义者其实就是“乐活族”而已。

　　有点“极端”动作者是凤毛麟角，如藏族汉子哈希·扎西多杰，他满腔热情地投身于保护长江源的行动之中，促成建立了藏羚羊、雪豹、藏野驴、黑颈鹤、湿地等五大民间生态保护区。

　　所以说，我们民间的环保主义者刚刚出头，还是萌芽，需要呵护，需要鼓励，需要支持，当下谈什么“极端环保主义者”的危害，早了，更大的不妥是有可能伤害到民间的环保热情和信心。

　　因此，我们旗帜鲜明地支持民间环保主义者，哪怕他们做的“极端”一些，“过火”一些，我们都真诚地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

　　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必须关注和防止环境污染、生态改变和不健康方式对我们全社会及身心健康带来的伤害，选择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看重和追求的幸福，是当代生存的智慧。  

　　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坚决反对耗尽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极端发展”和“极端消费”。保罗·瑞恩说：“一群人在做消费决策时，要考量自己及家人的健康和环境责任。”

　　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深知：解决严峻环境污染问题的最终动力，来自于大众，而你我他普通人对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的珍视爱护，自我约束的健康生活方式，是环保的最基本保障之一。公众不仅是环境优劣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也是保护环境的最重要力量。公众还是环保无时不在和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和实行者，只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对环保的热情，他们的“手眼并用”和自觉自行就会发挥出无穷的力量。

　　例如，现在一些响遍全球的指导“环境友好和生态友好”的理论，其实大都不是出自于政治家和知名学者，而是来源于民间。“可持续发展”最早是挪威老百姓的呼声；“工业发展不能以人为代价”，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由日本北九州市的一群家庭主妇“发明”的。日本的富士山是全球旅游山中生态最好的之一，因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在捡垃圾，发起人是一位日本小伙子。

　　当然，也不是说，祖先留下的山水就不能动，如果一味不动，那也就没有今天的许多名城，如威尼斯；甚至没有一些国家，如荷兰。还有许多伟大的工程。关键要看怎么动，动了以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千年后，儿孙能否一直获益？

　　当然，也不是说，大家都不消费了，而是提倡尽可能地节约。其实做到我国所谓“极端环保主义者”的一些生活方式，真的不难，我们以前过穷日子时的“平凡”，如节水节电，骑车，坐公交，当下都被“极端”了，被时尚了，写成新闻了，这本身就够“极端”了，好好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