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康智 杨庭硕

退耕还湖不仅要构成大片的新水域，还会造就连片的长年湿地和季节性湿地。这样的退耕还湖地带同样无法简单延续浅水稻田农作，若不凭借异地民族资源利用方式实施文化要素嫁接，这样的地段同样无法落实退耕还湖。我国百越族系的滨水民族，如侗族、布依族、壮族、傣族等，此外还有属于氐羌族系的土家族，都沿袭居住古老的干栏式住房，这种住房的原生形态正好是长年湖沼环境模塑出来的居处习俗。干栏式住房以其高架而无墙壁的底层和附设宽阔游廊的楼式住屋为其特点，高架无壁的底层水淹时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居民可以凭借船只出入，水退后可以凭梯上下，乃是滨湖湿地上具有防洪功能又适应湿热环境的理想住房模式。若将这样的住房模式引进到退耕还湖后形成的浅水地带，完全可以解决建构固定村寨与退耕还湖的矛盾，不搬迁村寨即可完成退耕还湖，想必浅水区居民绝不至于想不通，也可免除要高地居民划拨土地另建新村的困扰，同时还根绝了日后发生磨擦的隐患。当然，要兑现退耕还湖不离原住地，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按照这一模式退耕还湖，意味着当地居民得改变传统生活方式，或者说他们得来一个文化重构，进出得以船代步，笨重的家具得改成轻便的家具，原先在陆地上操作的活计得改在住房附设的游廊上操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为了真正地完成文化重构，他们得向那些少数民族学习，得放弃自己汉文化本位偏见，思想斗争是少不了的，但这也是值得的，因为从此以后他们可以摆脱洪水季节不敢在家安睡的困扰，同时也免除了为抗洪出力、破财、误时的精神和体力负担。

　　实施居住习俗嫁接同样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在导人文化要素的同时，大胆创新。举例说，不再需要延续上述少数民族长期沿袭的木架构房，完全可以用退耕还湖时预埋的抗水混泥土杆作新式“干栏”住房的底层支架，地板与墙体也可以采用轻体塑料构件拼装，以便在高水位时可以随水浮起，使居民生活不受洪水干扰。甚至还可以在各住房之间用轻体浮桥连接起来，形成有街道连接的集镇。总之，有现代科技作支撑，有异民族的适用传统为借鉴，退耕还湖居民就地安置完全可以办到。

　　对浅水区的资源利用同样可以通过异种文化要素嫁接而得到圆满解决。长年湿地水面种植芦苇、莲藕一类水生植物，洞庭湖区的汉族居民并不陌生。但在世界范围内，浅水农作物品种还多得很，如在孟加拉民族中种植的深水型水稻就值得引进。这种水稻可以随着洪水的上涨而迅速拔节，露出水面，并在水面结实，即使洪水不退，照样可以划船收割水稻。引进这样的稻种再配合新型的干栏式住屋，完全可以确保浅水区居民退耕还湖而经济利益不受任何损失。关于这种漂浮性水稻在东南亚、南亚各滨水民族中早有种植传统，周达观所著《真腊风土记》对此早有记载。而今，这种特殊水稻品系的种植已经遍及南亚、东南亚的滨水各民族中，成为这些民族的主导产品。我们只需要调整农业科研取向，以该品系的水稻为亲本，利用现代基因育种技术，培育出适应洞庭湖区种植的浮稻已经不是当代的育种难题了。因而实施浮生水稻种植嫁接不存在技术难题，关键在于必须实施文化的诱导重构，以便吸纳新嫁接的文化要素。

　　对季节性湿地，洞庭湖与鄱阳湖本来就有丰富的适应性牧草资源，这就是两大淡水湖已有的苔草群落。苔草是一种优质牧草，洪水来临前可以茂盛生长，形成牧场；洪水来临时，可以进入休眠状态，成为鱼虾的觅食、繁殖场所；深秋水退后又会再度生长，形成牧场，供畜牧使用（窦鸿身，1991）。由于苔草形成的是季节性牧场，而且牧场启用的时间受水情波动制约，利用这样的牧草资源组建大型牧场并不合算，解决的办法仍然得借鉴我国少数民族的适用传统。

　　我国西南部的彝族、苗族和纳西族生息在高原台地和深山河谷交错的地带，他们的生产传统是一种农田与牧地季节休闲互换的游动耕牧方式（杨庭硕、李天元，2001）。夏天上山在高原台地上放牧，冬季来临前在牧场上种完越冬作物后将牲畜赶到河谷放牧，直到春暖又将牲畜逐渐地驱赶上山，同时在冬牧地种上大季作物，到越冬作物成熟时先抢收小麦，收割完毕后再开放作牧场。同样的道理，河谷地带的冬牧场也需收割完大季后才开放为冬牧场。有关这一耕作制度的优越性和在退耕还林还草、维护生态环境中的价值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统经营方式最能有效地利用季节湿地上的苔草资源，是一种值得借鉴和引用的资源利用方式。

　　长年湿地和季节湿地的充分开发利用，同样得依仗现代科学技术支撑，因为我们绝不能把发展浅水农业和水产业以及利用季节性湿地作牧场的视野完全停留在我们熟知的农、牧、渔传统产业上。事实上，退耕还湖后的洞庭湖不仅生物群落种类多，物种构成多，可利用的对象也会随之而多样化。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各民族在滨水环境驯化培养出来的各种农牧渔品种都值得引进，而这样的引进离开了现代科学的支撑同样是做不到的。只有在科学技术直接渗入新品种的引进和驯化后，才能使退耕还湖后的洞庭湖不断能有新产品问世。只有做到这一步，湖区居民才能最终消除汉文化惯性延续的困扰，真正在退耕还湖的过程中完成文化重构，在不断地创新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只有这样，退耕还湖政策才算得上真正地稳定下来，绝不至于再走回头路。

　　退耕还湖绝不是目的，而仅是手段，是为了求得更大发展的环境适应手段。因而，我们最后还得讨论退耕还湖后的发展问题。讨论这一问题，当代民族学倡导各民族发展途径多元化思想很有借鉴价值。因为退耕还湖后形成的是一种与退耕还湖前不一样的生存环境，要走的发展道路肯定不能沿袭以往的想法和做法，而必须另辟蹊径，这就需要配合退耕还湖作好如下三方面的调整：

　　第一，要科学调整研究取向。随着退耕还湖的完成，过去所执行的低洼稻田改造、各种防洪减灾对策、各种拯救水产资源的技术对策都将变得无用武之地。同时，随着文化重构的实现，一系列新的课题必将推到科研人员的面前。举例说，漂浮耕作得培育新的高产稳产品种，得形成耕作、收获、储存操作规范，还得有新的病虫害防治办法，进而还需要有农业产品的深加工办法，如此等等，都得展开系统研究。而且研究的取向与过去也将完全不同。举例说，陆地种植的稻田除草和翻犁都需要强劳力投入，改为漂浮种植后，用犁翻地也就成了历史陈迹，除草也因为杂草一旦离开了浮体就不能存活而变得非常简单，但施肥却大不一样。往田里施肥，任何一个普通农民都会娴熟操作，但实行漂浮农业如何施肥却要等专家去研究。对住房的建筑施工同样得开展新一轮的科研活动，因为不管是构建漂浮住房还是新型“干栏”式住屋，打地基已经失去了意义。如何在湖泊中锚定，要大费周折，不展开系统研究肯定做不到。此外，清洁饮用水的补给也会成为新问题，因为一旦住进了漂浮式住房或“干栏”式住房，陆上井泉就无法提供饮用水了，自来水管道也无法架设。若不在就地取湖水净化上展开研究，饮用水补给同样会制约水上集镇生活的现代化。总而言之，改变研究取向，展开新一轮的科研实属必不可少。

　　第二，管理体制也得重新建构。以文化重构方式完成退耕还湖，意味着湖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将发生系统性转型，其影响之深远，几乎涉及方方面面，例如土地的承包经营会随之而带来若干管理上的麻，烦，城镇漂浮后户籍如何管理必然成为从未曾遇到过的新问题，众多的水上种植、水产捕捞、特种养殖业如何确认权责关系也将遇到一系列新问题，若管理跟不上同样会制约湖区经济发展，也难于维护社会安定。

　　第三，市场接轨需要出台配套政策。在我国实现体制转型的背景下，要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客观事实，对退耕还湖居民的新生存方式同样得协助解决市场接轨问题，最突出的是资源价值市场化问题。退耕还湖的目标之一是为我国经济发展储护更多的淡水资源，为了做到这一点，湖区居民让出了已有的家园作出了牺牲，理当得到回报。然而在我国的资源利用法规中，对淡水资源的启用还没有市场价格，因而回报就无从兑现。为此，加紧相关立法刻不容缓。再如，土地占用使用税费目前已有相应的市场计价标准，但水面的占用和使用却是空白。为了管好退耕还湖后湖面的使用和占用，同样得确立能纳入市场渠道的条规。

　　只要上述三个方面得到合理解决，我们坚信，凭借文化重构这一手段，必然为洞庭湖区提供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构建起一套适应水上环境、兼及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模式，迎来洞庭湖区的新生。

来源：《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