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畅
    野鸭每吃一粒谷，农民就少打一粒谷，成千上万只野鸭给农民造成的经济损失何止几粒谷那么简单？不妨给农民一些“爱鸟补贴”，这个补贴要得比其他粮食补贴更理直气壮。
    普兰店大芦村经常发生野鸭与农民争粮的事。农民气得猴急，撸起袖子要收拾这帮“扁嘴子”，怎奈起跑总是慢半拍，只好“望鸭兴叹”。后来，农民知道“扁嘴子”乃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贵宾，也就不敢再给它们下套儿了，个别人还对这些“天外来客”心生敬意，协助保护。
    抢农民粮食，这要换成邻居张二狗，别说保护了，早就打断他的狗腿让他偿粮了。野鸭之所以不挨打反被保护，就是因为它一生下来便被“封侯”，这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快赶上古时的二品大官了。
    可话说回来，再金贵的鸟，再大的官，也该吃自己碗里的东西不是？吃别人的不要紧，你倒是给人下俩蛋呀，虽说鸭蛋在农村到处都是，可野鸭蛋还是很罕见的，因为没几个人吃过（野鸭蛋同样受保护）。这道理跟给野鸭“封侯”一样，越稀罕的动物“级别”越高，野鸭下的蛋，咋也算是“二级保护蛋”吧。人要真敢吃，得老野了。
    上面这些调侃的语言并非无稽之谈，而是为了表达一种无奈——农民的无奈。与农民争粮，说白了，就是“仗势欺农”。说是对“二级保护动物”心生“敬意”，实则“畏惧”成分居多。 《二十四孝》中有个“郭巨埋儿奉母”的典故，因家贫粮少，老母亲疼爱孙子舍不得吃饭，郭巨深感不安，最终决定把小儿子埋了，因为“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在“野鸭保护”与“农民粮食”的问题上，也同理可证。为什么宁愿牺牲农民的利益，也要维护野鸭的生命权，就是因为“粮食可以再种，野鸭是死一只少一只”。
    一边是尽一切可能给野鸭留口粮，一边又心疼农民被霍霍的收成。农民不打野鸭就保不住粮食，打了野鸭又违反了法律，孰轻孰重，农民心里早已有数。可你能保证每个农民都具备和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者一样的素养吗？只要他们心里有气，必有一天会拿起棍棒赶鸭、撒下大网剿鸭，届时野鸭将陷入生死未卜的险境。
    那么，如何解决当下这种两难困境？不妨给农民一些“爱鸟补贴”。其实，这个补贴要得比其他粮食补贴更理直气壮。在城市工作的人，想必体会不到农民“打与不打”的矛盾与烦忧。粮食是他们养家糊口的根本，就好比城里人效力的一份工作；野鸭每吃一粒谷，农民就少打一粒谷，成千上万只野鸭给农民造成的经济损失何止几粒谷那么简单？
    大芦村的农民是善良的，因为至今我们尚未听说有谁跟野鸭较劲。可农民越是善良，越让人心里不安。他们期望能建个湿地公园，给野鸭安个名副其实的家，也为自家的水稻买份“保险”。如果说“建湿地公园”是远景，不妨落实一些实在的“偿粮”政策，也算真正体恤农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