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艾城市花园内(原老车站)有一理发店,标有醒目的“罗氏专业美发”字样,可我一直称其为罗师傅剃头铺。
店家罗师傅,1952年生人,1966年14岁时开始在老县城的南门街剃头铺当学徒,算起来,涉足此行已整整52年了。我作了一些了解,现
武宁县城仍在
执业的理发师中,有老城资历的,唯有此兄。
罗师傅已于6年前领取退休金,属于养老一族。现罗氏专业美发的掌门人是其儿子小罗师傅,老罗属于给小罗打工,按“头”取酬。按照他的说法,几十年的习惯,剃头工作已变成了一种生活享受,难以舍弃。
我是从2006年开始到罗师傅剃头铺剃头的。那时,他买下现在的铺面,从太婆堰迁来。
当时,县城的整个理发行业似乎都经历了某种重大洗礼,产生了诸多变异,正统男人们或多或少有些心悸,担心进去会惹上麻烦。老罗的到来,好像传统得以回归,感到安全了。
这正是我不称其为“美发店”而称为“剃头铺”的原因。
罗师傅技术精湛,从剃头到染发再到女人的烫发,样样拿得起。但他最擅长的还是传统的男性剪剃,从剪到洗到修到刮,严格地按即定程序进行。他始终认为,拒绝新奇,坚持大众化是大多数男性对发型的要求。因而罗氏剃头生意兴隆、门庭若市。
老罗总是一副典型的店家面容——待人春风,说话得体,借用当下的说法就是,具有很高的情商。我注意到,工作中,他对程序中的每一细节都不会放过,舍得花时间精雕细琢,甚至不断重复着一些多余的动作。其实,这是商家的一种心理按摩,看似浪费了时间,实则在创造价值——雇客不断被感动,他不断收取利益。
老罗善于在工作时与雇客聊天,或国际形势,或治安状况,或当下物价,或市井习俗,等等,总能够根据雇客的身份、兴趣巧妙地运作话题,既有自己的见解,更能顺着杆子爬,从不否定对方,且频频赞同恭维,不断给雇客输送舒服。
由于我们都生长在老县城,有共同的记忆,自然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剃和被剃中,我们成了朋友。
我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老县城的人文逸事,诸如
罗癫子、傅癫子、桃英、官秀、大老董、打狗老曹等等当年的公众人物,他如数家珍,并能举出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
我曾给他看一张网传的南门街老照片——青色的石 板路上停放着一辆三轮车。他看后严肃地指出: “图片是设计合成的,那时只有大板车,不会单单停放着一辆三轮车让人拍照的。”好敏锐的逻辑眼力!我不禁仰头唏嘘:功夫者,工匠也! 原来,真正的学识,还是来自于民间。
我还曾请教过老罗有关其职业上的一些问题,集中的是三个:
1、你理解的“奸商”是个什么概念?
2、作为一个具有五十多年“剃龄”的资深剃工,这一辈子究竟摸过多少头?
3、在与各种“头”的接触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回答时,他的眼中总是闪出狡黠。
对第一个问题,他回答:“过去,我们是下等人,做事只有站的权利,目的是从别人的口袋里讨碗饭吃,所以要面带微笑,这其实是讨好卖乖。而社会却说这是奸诈,实在是冤枉!”
对老罗的回答,我基本认同。也许,这正是中国士夫文化中最大的糟粕:把热情与奸猾等同起来,把谦恭与虚伪等同起来,把实在与赤裸裸等同起来,把光明磊落与肆无忌惮等同起来,失去了婉约柔软,使一切变得机械僵硬。也许,“奸商”一说,唯中国独有。
对第二个问题,老罗未予回答而作沉思状。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来一个“不堪回首”或是“说来话长”更能体现数字的宏大。
我倒是大体替他作了一个数字结论:每年以300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以剃10个头计,52年共摸156000个头(次)。对此,老罗面露神秘:“这是最基本的。”
对第三个问题,老罗的回答十分简单而又具哲理:“火要空心,人要实心,管好自己的刀,只理一样的头。”
看来,剃头不仅是一门手艺,而且充满文化。老罗此道高深。
二0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