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鄱阳湖文学正名。乍一看这题目，似乎有点滑稽，亦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鄱阳湖文学，无非只是一个名词罢了，你还要给她正个什么名呢？朋友别急，这自有我叙述下去的理由。

　　我们应该知道，文学是一专属专用名词，她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一门高尚的文字艺术，决不是哪一个人凭空去创造出来的。通常，人们把她的主要表现形式分为戏剧、诗歌、小说、散文四大类别。语言文字，她是用来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创作中，人们以不同的形式（也可叫做体裁）来表现内心情感，还原和再现一定时期内和一定地域里的社会生活，这就叫做文学创作。

　　那么，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鄱阳湖文学，自然指的就是以鄱阳湖流域这一特定地域里的社会、生活现象为文化载体的文学表现形式。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文学体裁，譬如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形式来表现她。

　　追溯过去，逆历史的时空隧道而上，我们不难发现，现代鄱阳湖的雏形是在公元421年（南朝宋永初二年），距今约一千六百来年的一场大地陷之后形成的。在此之前，松门山以南原本是人烟稠密的枭阳平原，这里座落着古枭阳和古海昏两个县治。松门山在地震中断裂陷落之后，山北的彭蠡湖水漫过松门山南侵，致使鄱阳湖盆地内的枭阳县和海昏县治先后被淹入水中，湖水一直漫到了鄱阳山（鄱阳城）脚下，形成了现代鄱阳湖的雏形，所以，历史上曾有“沉枭阳泛都昌、落海昏起吴城”之说。

　　说过了鄱阳湖，我就要来谈到鄱阳湖文学了。

　　早在东晋时期，现代鄱阳湖的北湖（松门山以北的古彭蠡湖）就有两位几乎是同一时代的文学大家生活在鄱阳湖上。

　　陶渊明（公元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后改为潜，自称“五柳先生”。他被后世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诗的风格有三：一是柔，二是淡，三是远。他的诗歌创作开创了我国田园诗派，使中国古典诗歌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有他的代表作《桃花源记》和诗作《归田园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可以佐证。

　　我国山水诗派的鼻祖谢灵运（公元385年-433年）曾隐居在今都昌西山的石壁之下，这有他隐居时的石壁精舍遗迹和用来读书的繙经台为证。他亦曾留有诗作“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为证。从诗中所言的早出谷、晚归舟来看，诗人极具乐游湖上的飘逸、洒脱情怀。及至后来，唐朝大诗人李白过鄱阳湖时，因仰慕谢康乐之名，亦专程绕道赴都昌西山寻访谢翁仙踪，这有他的《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诗：“谢公之彭蠡，因此游松门。余方窥石镜，兼得穷江源。将欲继风雅，岂徒清心魂……”可以佐证。

　　也许有人会问，你说陶、谢是生活在鄱阳湖地区，是鄱阳湖地域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那么，何以我们从来就没有在其二人的作品中见到过鄱阳湖这三个字呢？这话问得有道理。纵观陶、谢二人的作品，的确是从来就不见他们在作品中使用过鄱阳湖这个名词。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审视一下，现代鄱阳湖的雏形是在公元421年（南朝宋永初二年）的一场大地陷之后，松门山断裂沉陷，彭蠡湖水越过松门山南侵，再加以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在地质、气象、水文等综合作用下，继续向南扩展，进而抵达鄱阳县（鄱阳山）脚下，从而形成了今天的鄱阳湖。因此，最后彭蠡湖因鄱阳山而改名为鄱阳湖。这个易名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那么，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陶、谢的生卒纪年。从他们二人的纪年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是在地陷后的第6年便离世的，而谢灵运则是在地陷后的第12年也撒手西去了。我们需当知，给一个湖泊易名，可不象是给小狗小猫取个名字来得那样简单，她的易名过程是需要走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漫长历程，还要在这个漫长的历程中加以沉淀、提取，继而口口相授、口口相传才能叫得出来的。她不象在户口簿上随便填个名字那么轻松。因此，在陶、谢去世之前，彭蠡湖还没有易名为鄱阳湖，所以，在陶、谢的作品中看不到“鄱阳湖”这三个字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接下来，我们还能看到在我国的历史上，鄱阳湖流域又相继涌现出来了很多的杰出文化人物：例如南昌的徐稚徐孺子、朱耷和牛石慧两兄弟，修水的黄庭坚，唐宋散文八大家中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鄱阳的林士弘、洪适与洪遵、洪迈三兄弟，刊刻大师胡克家，刘恕、都昌的陈澔（我国的礼学宗主）、江万里等人。

　　说到修水的黄庭坚和都昌的陈澔，那可又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见的文化巨人。

　　黄庭坚 (公元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年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古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词人、书法家，他不但擅文章、诗词，尤其工于书法。诗风更是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曾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有名的“苏门四学士”。 是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爷。

　　这有他的诗作《题郑防画夹》：“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云，故人言是丹青”。《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据传，这《牧童诗》还是他孩提时的作品。

　　陈澔（公元1260——1341年）字可大，号云住，人称经归先生。古南康路都昌县（今江西都昌）人，宋末元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

　　陈澔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礼记集说》，这部集说是明清两个朝代的学校、书院，私塾的“御定”课本，科考取士的必读之书。元代教育家吴澄称其“可谓善读书，其论《礼》无可疵矣！”《续文献通考》载：“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古注疏不用，《礼记》皆用陈澔集说”。可见《礼记集说》流行之广，影响之大无以言表。由于陈澔著作对明清两代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两朝的历代君王都非常景仰陈澔。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皇帝钦命于都昌县治设专祠以祀澔公。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朝庭特颁诏命从祀陈澔于孔庙，尊为先儒。可见陈澔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国家刚刚从十年浩劫的文化革命的困境中走了出来，走出了被称之为文化的沙漠时期。八十年代初，鄱阳湖区有一大批的文学工作者，积极地投身在进行以鄱阳湖地域文化为载体的文学创作当中，他们创作出了不少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最具影响力的是：电影《庐山恋》的剧作家毕必成；电影《乡情》《乡思》《乡音》三部曲的剧作家，诗人王一民；以长篇小说《六道悲伤》而名驰中华的我国当代文艺批评家摩罗；以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而一举成名的作家陈世旭；以电视剧《静静的鄱阳湖》、《红云》、《浔阳月夜》而知名的作家赵青；以电视剧《兄弟姐妹》、中短篇小说集《漂流的村庄》、《黑的帆·白的帆》为代表作而称誉文艺界的作家李志川等人，他们，就是真真正正地深入挖掘，弘扬并创造性地宣传鄱阳湖文化的领头人，是鄱阳湖文学创作的先锋人物和杰出的代表。

　　只可惜的是，当时鄱阳湖区这么一种轰轰烈烈的，欣欣向荣的文学现象，大家因为没有对它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和加以集体力量的推介，让它错失了一次以《鄱阳湖文学》这种文学现象出现在中国文化的大舞台，文化的天空的机会。这样，就导致了当时没有能够搭建起这个属于自己的，向外界展示鄱阳湖文化的，独立的鄱阳湖文学大舞台。就错失一次以鄱阳湖文化的独具风格展示自己的机会。

　　当然，话又说回来，这事是怪不得任何人的。因为，那时候的人们，他们大家对本土文化的认知，被旧的观念所束缚，在旧的理念中没能走得出来。

　　由于我们江西在长江以南，自唐玄宗（公元733年）设江南西道以来而得省名至今。有史以来，江西文化又因“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故而被世人冠之为“江右文化”。后又因境内有条一以贯之南北的主要河流赣江而获取简称为“赣”，所以，“江右文化”这个称谓逐渐被“赣文化”的称谓所代替。这是几千年来，人们对江西文化的基本认知和统一的认识。

　　但是，当前生活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的人们，对江西文化的认知与认识正在慢慢地变化着，他们已经由以前对“赣文化”认知与认识的观念中，在逐步转变成对“赣鄱文化”的认同，这是一种看不见但能感觉得到的，在人们的心目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的一件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既然话已经说到了这么一个份上，那么，我就要提出这么一个观点：赣鄱文化就是鄱阳湖文化，赣鄱文学就是鄱阳湖文学。只是大家在平时可能疏忽了这一点，被过去的陈旧观念蒙蔽了自己的眼睛。不知道我的这个说法对不对，这有待于仁人志士的鼎立研究及广大文化人士作出相关的探索来加以阐述，来进行认证，确立其论点正确与否。我寄望大家都能投身进来，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尽一己之绵力。

　　我以上提出的观点，可能会有人不赞成，也可能会有人要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抑或是严重的批判。这不要紧，我非常愿意接受。因为有不同的声音总是好的，这说明她有活力，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响起来，我才觉得她才是虚幻的，可怜的。

　　现在，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鄱阳湖流域的水系分布情况。

　　鄱阳湖是集赣江、修水、饶河、信江、抚河的江西境内五大河流以及清丰山溪、潼津河、漳田河、博阳河以及土塘水、候港水汇流而成的泱泱大湖，经湖口注入长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五大河流及六道水，它们所处的位置，统统都是鄱阳湖流域的一个部分，一道支流，而鄱阳湖就是它们的统一联合体，是它们的母体。因此，我们可这么说，鄱阳湖就是它们大家的集大成者。由此，我们不难设想，无论人们如何去称呼江西的文化为这文化那文化的，其实，她就是鄱阳湖文化，而这里独有的文学现象就是鄱阳湖文学现象。

　　以上，是我对鄱阳湖文化以及鄱阳湖文学现象的简单梳理，也是我对她的粗浅认知与解读。以下，我就要来谈到为什么要给鄱阳湖文学正一正名了。

　　最近，我发现在网络中有那么几篇文章在鼓吹什么是谁谁谁发明了鄱阳湖文学，鄱阳湖文学的这个理念又是谁谁谁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提法是非常可笑的，也是完全错误的，是会将人们的认识带进某种阴暗的岐途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我们都昌有那么一班人，他们对母亲湖——鄱阳湖的热爱和那一番浓浓的深情，他们全付身心地致力于以鄱阳湖为文学载体而进行文学再创作的干劲和成果也是令人十分敬佩的。说心里话，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是非常地敬重他们。我十分地称颂他们的那种精神和干劲。他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了团队的重要性及其集体力量的伟大，他们于1985年，在鄱阳湖流域率先注册成立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及其成立了“鄱阳湖文学社”，推出了自办的一份《鄱阳湖》报。并且，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在环鄱阳湖的各个县陆续举办了多次的鄱阳湖文学论坛。他们的这种先人之举和强有力的动作，为弘扬和推广鄱阳湖文化，推介鄱阳湖文学，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之后，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及其论坛，曾一度在一段时间里被江西省人大常委会的一个部门接管了过去。按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是全面弘扬，推广和提倡鄱阳湖文化，推出鄱阳湖文学现象的大舞台，可惜的是，大家没能好好地把握住这次机会与它失之交臂。

　　对于这次的错失机遇，反思起来是很让人痛心的。在这里我就要说到某些人的是非观点和心胸的问题，他们逃不脱虚名利疆的羁绊和锁押，困在自我的小天地里走不出来。他们狭隘地认为，都昌拥有鄱阳湖上三分之一的水面，是鄱阳湖上的一个大县，所以，都昌这块地域上的文化，她就代表着鄱阳湖文化，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就是鄱阳湖文学的代表作品。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是极其肤浅的。更可笑的是，还有人声言自己以五千首诗歌复兴鄱阳湖文化、振兴鄱阳湖文学，并不断地怂恿和煽动身边的一些人为他的这一荒谬言论鼓吹与点火，这简值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前面我已经讲过，文学，它是一专属名词，决不是哪一个人的个体所能持有的。它是还原和再现一定时期内和一定地域里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表达方式和现象，人们在它的前面加上定语，确定其代表的是哪一个“一定时期”和哪一块“一定地域”，它就是那一个一定时期和那一块一定地域的文化。鄱阳湖，是地理环境下的客观存在，她不是哪个人凭空能想象出来，更不是靠哪几个人能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在“文学”的这一专属名词前面，给她加上鄱阳湖这个名字，她就是《鄱阳湖文学》这个名词的由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最后，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鄱阳湖文化是客观地存在于鄱阳湖流域的，而鄱阳湖文学则是对这一地域的文化，使用文字来进行的表述方式和文学的表现形式。文学的体裁有很多，人们通常把它分成戏剧、诗歌、小说、散文四大类别，它不是哪一家哪一个人所能代表的，更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创造的。如果真如某些人说的，他以五千首诗歌复兴鄱阳湖文化，那么，鄱阳湖文学就成了他所提出来的平平仄仄了。要论到做诗，他还能强过江西诗派的宗主黄庭坚么？他还能跑到中国田园诗派的祖师爷陶渊明，山水诗派的开山人谢灵运的前头去么？

　　所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鄱阳湖文学不是哪一派哪一个人能够代表得了的。她是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整个鄱阳湖流域，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的表现形式。当前，我们面临一种非常好的时机，那就目前我们国家正在努力创造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这种新的形势，《鄱阳湖文学》杂志的横空出世，适时登场，这就给广大的文学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文化，活跃文学，勇敢亮自己的大舞台，特别是给湖区的文学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交流平台。

　　朋友们，让我们走出自我的小天地，走出对文化的认知误区，走出对文学的狭隘思维，敞开胸怀，登上《鄱阳湖文学》这个文化的大舞台，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文明，华夏文化添砖加瓦，努力奋斗，向世界亮出鄱阳湖人的绝世风采！

　　江西都昌/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