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uanpro.cn
媒体：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者：何丽君
专业号：鄱湖人家
2011/11/15 11:35:43
赣鄱文化的历史分期
赣鄱文化是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一员，是“存在于赣鄱大地的文化”和“江西人创造的文化”的统称。从文化主体说，赣鄱文化主要是由江西人创造的；从地域范围说，赣鄱文化植根于赣江流域和鄱阳湖地区，即我们所说的“赣鄱大地”。赣鄱大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及风云际会的历史变迁，“赣地区”、“鄱地区”、“赣人”、“鄱人”的内涵因之不断变化，其文化外延随之而变，呈现显隐的交替特征。
一、赣鄱文化的提出与界定
20世纪90年代，京九铁路、浙赣复线的修建及江西经济的快速发展，掀起了“赣文化”的研究热潮。当时开创性的一个突破就是认为“以赣江为代表的江西地域文化即赣文化，是与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相并列的范畴”。而今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用“赣鄱文化”指代整个江西地域文化的提法应运而生，某些专家认为“赣鄱文化”比原先颇受专家学者质疑的“赣文化”更具统摄性、合理性，当然，“用‘赣鄱文化’来指代整个江西的文化，这意味着原先代表江西文化的赣文化要缩小内涵，其范围只限于赣江流域，而其他地区则统统归入‘鄱文化’名下”，同时“有利于红土地人民产生一致的身份认同，有利于他们选择共同的文化归宿……‘赣鄱文化’比‘赣文化’更具地域代表性”。（1）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同时有研究者指出，“文化区域……代表着空间关系的文化分类……又体现着时间延续的文化历程，故而，文化区域概念，必须充分考虑某个特定时空范围之内的文化演变、发展的过程，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上，这个文化空间可能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又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2）。而且“中国近古时期的行政区划对地域文化格局的形成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代以行省命名的文化区大多是沿袭宋元明清及民国以来的行政区划，在经过相当长的文化变迁与文化整合以后，已经形成了各自地方特质的文化区域。”（3）可见，行政区域的建置对文化区的形成或强化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前，“赣鄱文化”虽还没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文化专有名词，但随着研究的推进和深入，江西地域文化的特征会更凸现，更深入人心。赣文化、鄱文化的界定、“赣”“鄱”文化间的渊源和联系，以及赣鄱地理人文性格等技术层面问题，需更多赣鄱文化热爱者投身努力，方能挖掘满意答案。在本文中笔者以“赣鄱文化”为研究对象，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探索其兴衰历程及其不同时期的内涵与历史特征，以期为当前地域文化发展服务。
从本质上说，赣鄱文化是一支兼具开放兼容性与内敛封闭性历史特征的复合型、综合性的地域文化，由此决定了赣鄱人的人文性格兼具开放和内敛的双重性。这主要由赣鄱特定的“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南窄北宽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长期的重农抑商的农业人文社会环境所决定。从历史的纵向来看，赣鄱文化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先秦的“吴头楚尾”时期，这是赣鄱大地土著文化的发生期；秦汉以降到宋元的“百川奔流”时期，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的主流强势文化奔流于赣鄱大地，赣鄱大地也呈现出全面的繁荣昌盛；明清以来的“文化自酿”时期，这一过程延续至今，赣鄱大地则表现为全面的后发特色。
二、先秦的“吴头楚尾”时期
二十世纪的考古发现表明，赣鄱地区史前文明繁荣：旧石器时代文明距今四、五万年；新石器时代文明距今5000到10000年左右，考古表明“万年仙人洞遗存是东南文化区内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殷商青铜文明距今三千多年前，“清江吴城商代遗存及与其性质相同的新干商墓的丰富青铜资料则表明赣鄱地区文明的状况和发达的青铜文化”。赣鄱大地最早的土著文化当以此史前文明作为源头。春秋战国时期，江西地属《禹贡》扬州之域，西邻楚国，东毗吴国。吴、楚均为当时强国，相互征战不断。《史记伍子胥列传》有云：“阖闾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番，即鄱阳之意。又《左传纪事本末》卷五十有云：“定公二年，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当时之赣鄱，地理上处“吴头楚尾”，春秋中前期主要是吴越的属地，春秋中期以后，大体以鄱阳湖和赣江流域为界，其西多属楚，东则属吴，赣东及赣南则仍为越人活动地区，此后，越灭吴，楚灭越，全境属楚。并且，从历史的记载看，当地并未立国，还常为吴楚两国用兵之地。也有春秋时期赣鄱大地存在干越国和古艾国的传说，但是即便是史实，在“无义战”之时期，实难免迅速灭亡之命运。除吴、楚两国频繁影响外，先秦儒家似也有所接触，据晚清高鹤年居士撰《名山游访记》卷七《光绪癸巳由庐山往南昌西山朝云居礼四五祖山游访记》载：“三月初九日，五里，吴城镇乘船。…百里至南昌府章江门，有先贤澹台墓。”此“澹台”为孔门弟子澹台灭明，字子羽，从其殁于南昌一事可知其晚年当在赣鄱一带活动。
可见，早在先秦时期赣鄱地区就深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影响，而归属上的错综复杂则加剧文化特点的复杂和综合性，地理的“吴头楚尾”终致文化的“吴头楚尾”，而赣鄱人文的开放兼容性则使得土著文化在扬弃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繁荣发展。
三、秦汉至宋元的“百川奔流”时期
秦汉以降，赣鄱地区籍地理优势，渐至经济文化发展全面鼎盛。从秦皇斥军五十万戍守五岭，历汉武派兵出豫章、下横浦以平南越，赣鄱大地之交通地位逐渐被明确下来；公元4世纪以来，北方频繁的战争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赣鄱大地则或为其必经，或干脆就是目的地；而至唐宋以来，赣鄱大地更是成为南北东西交通之要塞，“连接关中及中原地区的大庾岭路线如，从广州溯北江、浈水至南雄，陆路运输过大庾岭，至江西大余，接章水，通赣江，出鄱阳湖，沿长江顺流至扬州，上运河，就可顺利到达京师”，“临安与湖南、广西及四川各地联系的路线为：衢州陆路至玉山，改水路过信州（上饶）、贵溪、安仁（余江）入鄱阳湖，溯赣江于今樟树，折入袁水，经新余、袁州（宜春）到芦溪，弃舟取陆路过萍乡，入湖南”。（4）十数世纪以来，赣鄱大地就一直处于如此重要之交通地位。
中原汉人的迁入，给赣鄱大地带来了主流而强势的文化，而赣鄱大地便利的交通则更是加速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时至唐宋，中华文化达到鼎盛时期，这时的经济、政治的南移令朝廷不得不加强对南方的开发。而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发，无论是要抵达粤地，还是要到湖南、四川等地，江西均是必经之路。雁过留声，四方交通要塞之赣鄱大地自然成为各类文化展示自己的舞台，进而形成“百川奔流”之势。而如此之态势必不可免地影响当地的风气，以至于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五之所述：“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耻，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之情形。
是时，儒学历经唐代对释、道思想的吸收，至宋以降已达于攀升为更加精巧的学问之门槛。历史机缘注定此壮举发生在赣鄱大地：发达的交通吸引各路人才，各学派也集中于此而发生碰撞、交流。儒学便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而成为理学的。它由周敦颐于赣鄱大地开创其脉，婺源朱熹集其大成，最终定型于赣鄱大地，进而完成儒学之学术化、体系化。频繁的学术交流又碰撞出心学的火花，朱熹与陆九渊之鹅湖会堪称儒学史之经典。而陆九渊之心学后由浙江人王守仁发扬光大，史称“陆王心学”。赣鄱大地繁荣的文化还不限于哲学领域。其时，赣鄱之文学亦引领中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占三席；晏殊乃“北宋词坛报春花”；杨万里创“诚斋体”诗文；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文天祥则更兼民族英雄与文学大家于一身。此外，江西史学也成就斐然：欧阳修独撰《新五代史》；刘恕除参与《资治通鉴》编写外，还著有《通鉴外记》、《五代十国纪年》。这时，赣鄱大地的书院教育也同样居中华之冠，其数量、质量均首屈一指：两宋期间，全国书院515座，江西就达170座之多；其中白鹿洞书院和象山书院位于南宋时期全国四大书院之列。发达的书院教育使得江西学子科场成绩傲人：据光绪年间《江西通志》统计，两宋全国共有进士三万余名，江西地区就有5142名之多，几乎占总额之1/6。除此之外，江西的艺术、佛、道等文化形式也相映成辉。
这一时期，赣鄱大地文化之发达，几乎使之成为中华的中心，所谓“江南人才之盛甲于天下，而饶人又甲于江南”（“饶”是当时对江西地区的指称）。文化之昌盛对于当地的影响，即便在明代国家重心北移之后其惯性仍然存在：汤显祖被后世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而宋应星则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
总之，秦汉以降，逮至宋元，外源性文化百川奔流于赣鄱大地，并得以充分发展，中华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丰满、成熟。实际上，这时候赣鄱大地的文化就是中华主流文化，即孝悌忠信、修齐治平之儒家正统，其伦理纲常渗透于各个领域。而在另一侧面，赣鄱大地内生的土著文化未得以凸显。
四、明清以后的“文化自酿”时期
少有地域附着性的儒家文化必然会随着政治的变迁而转移。明清以降，中华政治的中心再次回到北方，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经济也随之北移。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我国的经济中心开始转向沿海，江西经济地位显著下降，赣鄱文化随之陷入沉寂。而海运的兴起、铁路的修建对于赣鄱大地而言则更如釜底抽薪。交通地位的失去，对于赣鄱大地而言就相当于被遗忘、被抛弃。外源性文化终归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它们留下的是曾经展示其辉煌的舞台，奔流的百川并没有在赣鄱大地汇聚成海。与此同时，邻近地区如湖湘大地、岭南地区等却悄然升起了它们自己的舞台，展示着属于它们自己的舞蹈。近代以来的赣鄱大地是无声的，不过在其内部极有可能在进行着内生文化与外源性文化的交融，这就是“文化自酿”过程，这一过程持续至今。
综观赣鄱文化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开放兼容性与封闭内敛性特征贯穿始终，二者相互激荡，互为补充，显隐交替。如果说，赣鄱文化在萌发期已基本确定了文化性格双重性的基调，且其内敛封闭性特征略显浓重，那么，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人大批的迁入，赣鄱社会得到全面开发，赣鄱文化因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强势辐射影响而被改造，至宋代赣鄱大地成为儒学发达之区，开放兼容性成为赣鄱文化中的主流，封闭内敛性略微淡化。降至明清，尤其是清以后，赣鄱文化的封闭内敛性因儒家文化发展阵地转移得到凸显并有强化的趋势，至此以封闭内敛性为基调兼具开放兼容性特征的赣鄱文化最终形成。
注释：
傅修延，《生态文明与地域文化视阈中的鄱文化》，《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第22-23页。
2朱汉民，《文化区域的空间性与时间性》，《光明日报》2005年5月25日。
3朱汉民，《文化区域的空间性与时间性》，《光明日报》2005年5月25日。
4周绍森，《赣文化的辉煌与再创》，《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12页。
一、赣鄱文化的提出与界定
20世纪90年代，京九铁路、浙赣复线的修建及江西经济的快速发展，掀起了“赣文化”的研究热潮。当时开创性的一个突破就是认为“以赣江为代表的江西地域文化即赣文化，是与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相并列的范畴”。而今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用“赣鄱文化”指代整个江西地域文化的提法应运而生，某些专家认为“赣鄱文化”比原先颇受专家学者质疑的“赣文化”更具统摄性、合理性，当然，“用‘赣鄱文化’来指代整个江西的文化，这意味着原先代表江西文化的赣文化要缩小内涵，其范围只限于赣江流域，而其他地区则统统归入‘鄱文化’名下”，同时“有利于红土地人民产生一致的身份认同，有利于他们选择共同的文化归宿……‘赣鄱文化’比‘赣文化’更具地域代表性”。（1）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同时有研究者指出，“文化区域……代表着空间关系的文化分类……又体现着时间延续的文化历程，故而，文化区域概念，必须充分考虑某个特定时空范围之内的文化演变、发展的过程，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上，这个文化空间可能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又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2）。而且“中国近古时期的行政区划对地域文化格局的形成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代以行省命名的文化区大多是沿袭宋元明清及民国以来的行政区划，在经过相当长的文化变迁与文化整合以后，已经形成了各自地方特质的文化区域。”（3）可见，行政区域的建置对文化区的形成或强化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前，“赣鄱文化”虽还没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文化专有名词，但随着研究的推进和深入，江西地域文化的特征会更凸现，更深入人心。赣文化、鄱文化的界定、“赣”“鄱”文化间的渊源和联系，以及赣鄱地理人文性格等技术层面问题，需更多赣鄱文化热爱者投身努力，方能挖掘满意答案。在本文中笔者以“赣鄱文化”为研究对象，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探索其兴衰历程及其不同时期的内涵与历史特征，以期为当前地域文化发展服务。
从本质上说，赣鄱文化是一支兼具开放兼容性与内敛封闭性历史特征的复合型、综合性的地域文化，由此决定了赣鄱人的人文性格兼具开放和内敛的双重性。这主要由赣鄱特定的“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南窄北宽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长期的重农抑商的农业人文社会环境所决定。从历史的纵向来看，赣鄱文化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先秦的“吴头楚尾”时期，这是赣鄱大地土著文化的发生期；秦汉以降到宋元的“百川奔流”时期，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的主流强势文化奔流于赣鄱大地，赣鄱大地也呈现出全面的繁荣昌盛；明清以来的“文化自酿”时期，这一过程延续至今，赣鄱大地则表现为全面的后发特色。
二、先秦的“吴头楚尾”时期
二十世纪的考古发现表明，赣鄱地区史前文明繁荣：旧石器时代文明距今四、五万年；新石器时代文明距今5000到10000年左右，考古表明“万年仙人洞遗存是东南文化区内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殷商青铜文明距今三千多年前，“清江吴城商代遗存及与其性质相同的新干商墓的丰富青铜资料则表明赣鄱地区文明的状况和发达的青铜文化”。赣鄱大地最早的土著文化当以此史前文明作为源头。春秋战国时期，江西地属《禹贡》扬州之域，西邻楚国，东毗吴国。吴、楚均为当时强国，相互征战不断。《史记伍子胥列传》有云：“阖闾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番，即鄱阳之意。又《左传纪事本末》卷五十有云：“定公二年，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当时之赣鄱，地理上处“吴头楚尾”，春秋中前期主要是吴越的属地，春秋中期以后，大体以鄱阳湖和赣江流域为界，其西多属楚，东则属吴，赣东及赣南则仍为越人活动地区，此后，越灭吴，楚灭越，全境属楚。并且，从历史的记载看，当地并未立国，还常为吴楚两国用兵之地。也有春秋时期赣鄱大地存在干越国和古艾国的传说，但是即便是史实，在“无义战”之时期，实难免迅速灭亡之命运。除吴、楚两国频繁影响外，先秦儒家似也有所接触，据晚清高鹤年居士撰《名山游访记》卷七《光绪癸巳由庐山往南昌西山朝云居礼四五祖山游访记》载：“三月初九日，五里，吴城镇乘船。…百里至南昌府章江门，有先贤澹台墓。”此“澹台”为孔门弟子澹台灭明，字子羽，从其殁于南昌一事可知其晚年当在赣鄱一带活动。
可见，早在先秦时期赣鄱地区就深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影响，而归属上的错综复杂则加剧文化特点的复杂和综合性，地理的“吴头楚尾”终致文化的“吴头楚尾”，而赣鄱人文的开放兼容性则使得土著文化在扬弃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繁荣发展。
三、秦汉至宋元的“百川奔流”时期
秦汉以降，赣鄱地区籍地理优势，渐至经济文化发展全面鼎盛。从秦皇斥军五十万戍守五岭，历汉武派兵出豫章、下横浦以平南越，赣鄱大地之交通地位逐渐被明确下来；公元4世纪以来，北方频繁的战争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赣鄱大地则或为其必经，或干脆就是目的地；而至唐宋以来，赣鄱大地更是成为南北东西交通之要塞，“连接关中及中原地区的大庾岭路线如，从广州溯北江、浈水至南雄，陆路运输过大庾岭，至江西大余，接章水，通赣江，出鄱阳湖，沿长江顺流至扬州，上运河，就可顺利到达京师”，“临安与湖南、广西及四川各地联系的路线为：衢州陆路至玉山，改水路过信州（上饶）、贵溪、安仁（余江）入鄱阳湖，溯赣江于今樟树，折入袁水，经新余、袁州（宜春）到芦溪，弃舟取陆路过萍乡，入湖南”。（4）十数世纪以来，赣鄱大地就一直处于如此重要之交通地位。
中原汉人的迁入，给赣鄱大地带来了主流而强势的文化，而赣鄱大地便利的交通则更是加速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时至唐宋，中华文化达到鼎盛时期，这时的经济、政治的南移令朝廷不得不加强对南方的开发。而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发，无论是要抵达粤地，还是要到湖南、四川等地，江西均是必经之路。雁过留声，四方交通要塞之赣鄱大地自然成为各类文化展示自己的舞台，进而形成“百川奔流”之势。而如此之态势必不可免地影响当地的风气，以至于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五之所述：“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耻，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之情形。
是时，儒学历经唐代对释、道思想的吸收，至宋以降已达于攀升为更加精巧的学问之门槛。历史机缘注定此壮举发生在赣鄱大地：发达的交通吸引各路人才，各学派也集中于此而发生碰撞、交流。儒学便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而成为理学的。它由周敦颐于赣鄱大地开创其脉，婺源朱熹集其大成，最终定型于赣鄱大地，进而完成儒学之学术化、体系化。频繁的学术交流又碰撞出心学的火花，朱熹与陆九渊之鹅湖会堪称儒学史之经典。而陆九渊之心学后由浙江人王守仁发扬光大，史称“陆王心学”。赣鄱大地繁荣的文化还不限于哲学领域。其时，赣鄱之文学亦引领中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占三席；晏殊乃“北宋词坛报春花”；杨万里创“诚斋体”诗文；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文天祥则更兼民族英雄与文学大家于一身。此外，江西史学也成就斐然：欧阳修独撰《新五代史》；刘恕除参与《资治通鉴》编写外，还著有《通鉴外记》、《五代十国纪年》。这时，赣鄱大地的书院教育也同样居中华之冠，其数量、质量均首屈一指：两宋期间，全国书院515座，江西就达170座之多；其中白鹿洞书院和象山书院位于南宋时期全国四大书院之列。发达的书院教育使得江西学子科场成绩傲人：据光绪年间《江西通志》统计，两宋全国共有进士三万余名，江西地区就有5142名之多，几乎占总额之1/6。除此之外，江西的艺术、佛、道等文化形式也相映成辉。
这一时期，赣鄱大地文化之发达，几乎使之成为中华的中心，所谓“江南人才之盛甲于天下，而饶人又甲于江南”（“饶”是当时对江西地区的指称）。文化之昌盛对于当地的影响，即便在明代国家重心北移之后其惯性仍然存在：汤显祖被后世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而宋应星则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
总之，秦汉以降，逮至宋元，外源性文化百川奔流于赣鄱大地，并得以充分发展，中华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丰满、成熟。实际上，这时候赣鄱大地的文化就是中华主流文化，即孝悌忠信、修齐治平之儒家正统，其伦理纲常渗透于各个领域。而在另一侧面，赣鄱大地内生的土著文化未得以凸显。
四、明清以后的“文化自酿”时期
少有地域附着性的儒家文化必然会随着政治的变迁而转移。明清以降，中华政治的中心再次回到北方，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经济也随之北移。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我国的经济中心开始转向沿海，江西经济地位显著下降，赣鄱文化随之陷入沉寂。而海运的兴起、铁路的修建对于赣鄱大地而言则更如釜底抽薪。交通地位的失去，对于赣鄱大地而言就相当于被遗忘、被抛弃。外源性文化终归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它们留下的是曾经展示其辉煌的舞台，奔流的百川并没有在赣鄱大地汇聚成海。与此同时，邻近地区如湖湘大地、岭南地区等却悄然升起了它们自己的舞台，展示着属于它们自己的舞蹈。近代以来的赣鄱大地是无声的，不过在其内部极有可能在进行着内生文化与外源性文化的交融，这就是“文化自酿”过程，这一过程持续至今。
综观赣鄱文化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开放兼容性与封闭内敛性特征贯穿始终，二者相互激荡，互为补充，显隐交替。如果说，赣鄱文化在萌发期已基本确定了文化性格双重性的基调，且其内敛封闭性特征略显浓重，那么，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人大批的迁入，赣鄱社会得到全面开发，赣鄱文化因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强势辐射影响而被改造，至宋代赣鄱大地成为儒学发达之区，开放兼容性成为赣鄱文化中的主流，封闭内敛性略微淡化。降至明清，尤其是清以后，赣鄱文化的封闭内敛性因儒家文化发展阵地转移得到凸显并有强化的趋势，至此以封闭内敛性为基调兼具开放兼容性特征的赣鄱文化最终形成。
注释：
傅修延，《生态文明与地域文化视阈中的鄱文化》，《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第22-23页。
2朱汉民，《文化区域的空间性与时间性》，《光明日报》2005年5月25日。
3朱汉民，《文化区域的空间性与时间性》，《光明日报》2005年5月25日。
4周绍森，《赣文化的辉煌与再创》，《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12页。
南昌社科院文化研究所 何丽君
阅读 806
版权声明：
1.依据《服务条款》，本网页发布的原创作品，版权归发布者（即注册用户）所有；本网页发布的转载作品，由发布者按照互联网精神进行分享，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无商业获利行为，无版权纠纷。
2.本网页是第三方信息存储空间，阿酷公司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服务对象为注册用户。该项服务免费，阿酷公司不向注册用户收取任何费用。
名称：阿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女士，QQ468780427
网络地址：www.arkoo.com
3.本网页参与各方的所有行为，完全遵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如有侵权行为，请权利人通知阿酷公司，阿酷公司将根据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删除侵权作品。
1.依据《服务条款》，本网页发布的原创作品，版权归发布者（即注册用户）所有；本网页发布的转载作品，由发布者按照互联网精神进行分享，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无商业获利行为，无版权纠纷。
2.本网页是第三方信息存储空间，阿酷公司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服务对象为注册用户。该项服务免费，阿酷公司不向注册用户收取任何费用。
名称：阿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女士，QQ468780427
网络地址：www.arkoo.com
3.本网页参与各方的所有行为，完全遵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如有侵权行为，请权利人通知阿酷公司，阿酷公司将根据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删除侵权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