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席卷全球。如何有效克服这场危机对我国带来的严重影响，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并亟待解决的一个严峻课题。江西作为中国中部地区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既要正视危机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重重困难，更要看到危机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大好机遇。只要我们审时度势，应对得当，就一定能够化危为机，乘“机”而上，在这一轮经济波动中夺取跨越式发展的新胜利。

　　第一，正确处理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关系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政策措施。扩大内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扩大投资需求，二是扩大消费需求。在克服这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困难中，江西要始终坚定不移地把扩大投资需求放在首位。这主要是由我省经济发展的现状所决定的。

　　一是江西经济总量小、综合实力弱。2007年，我省人口占全国的3.3%，但GDP仅占全国的2.2%，在全国排第19位，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就更大。2008年，广东省的GDP达到3.5696万亿元，是我省的5.5倍；财政总收入达到8470亿元，是我省的10倍还多。面临经济落后的局面，如果不加大投资力度，不抓好项目建设，经济总量就做不大，经济发展就上不去，我们同发达地区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在处理扩大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时，要把扩大投资需求放在第一位，把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加快发展的主攻方向。

　　二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社会消费需求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人们的消费意愿减弱，消费更为谨慎。其原因主要是现期收入增幅下降、预期收入不稳。特别是由于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人们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为了应付未来医疗、养老和孩子教育等方面的巨大开支而不敢随便花钱，这就导致了我国国民的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达到50%以上。而在过去20年中，美国人的储蓄率不断下降，从上世纪70年代的10.3%降到90年代的5.5%，再降到2007年的1%，以至有人说，美国是“过度消费”，中国是“过度储蓄”。由于消费水平总体较低，我国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9.4%，国外一般达到70%至80%，美英等国更高达8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靠消费拉动经济是非常困难的。

　　三是投资拉动一直是我国、我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我们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属于“投资拉动型”。我国投资所占GDP的比重高达40％左右，如果投资一旦大幅减少，经济的增速马上就会下滑。所以，这次中央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扩大内需的10项措施，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偏重于投资特别是战略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也是许多省市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比如到2007年，内蒙古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已连续14年超过40％。在巨额投资的强力带动下，内蒙古GDP的增长速度连续8年居全国各省市区首位。这一跨越式发展被称为“内蒙古现象”。我省也是这样。凡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大力度的时候，也是我省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的时候。2007年，我省投资增长23%，居中部地区之首，跨上3000亿元台阶，在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下去年生产总值仍以12.6%的两位数增长；2008年，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738.62亿元，比上年增长43.5%，增幅居全国第一。目前，在我省经济增长的构成中，投资、消费、出口的贡献率分别是65%、33%、2%。固定资产投资充分发挥了我省经济发展“加速器”的重大作用。

　　由此可见，要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迅速做大我省的经济总量，就必须下最大力气扩大投资需求。正如省委书记苏荣所指出的：“未来几年，我省经济发展如何，抗风险的能力如何，发展后劲如何，关键在抓固定资产投资。”所以，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把扩大投资需求作为首要任务，坚持以抓项目为载体，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努力以大项目带动大投入、以大投入推动大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实现保增长的目标；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缩小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开创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当然，在抓投资需求的同时，我们也要重视消费需求。应该看到，消费不足仍然是制约我国及我省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所在。从长远来看，消费需求应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所以，我们在以主要精力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也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也才能为增加有效投资需求创造更大空间，并使增加的投资取得预期效益。

　　第二，正确处理争取国家投资与扩大社会投资的关系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家加大了各方面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加大了基础建设领域的投资力度。这对江西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机遇，我们要牢牢抓住这一机遇，尽最大努力争取国家对能源、铁路、公路等方面的投资立项，同时还要以我省现有项目为依托，将一些需要改扩建的项目筛选出来，积极争取国家更多的投资。

　　从以往世界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来看，加大国家投资被证明是拉动经济增长、防止经济衰退最直接、见效最快的办法。这是因为国家投资的重点都集中在一些关键领域，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带动作用强，通常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去年底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并带动了全国各地总计高达20多万亿元的配套投资计划。世界各国也都加大了国家投资的力度，美国继前总统布什在去年推出了7500亿美元救市措施后，现任总统奥巴马又签署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拟定了一项规模达20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巴西宣布增加610亿美元投资用于刺激国家经济发展。在4月3日结束的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英国首相布朗表示将通过各种机制，为世界经济注资1.1万亿美元，其中包括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这些措施对于战胜金融危机无疑将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在全力争取国家投资的同时，更应当下大力气扩大社会投资。这是因为，国家投资虽然总量巨大，但毕竟是有限的，而社会投资从一定角度来看是无限的，一旦被激活，爆发力是不可估量的。2007年，我省社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4.7%；2008年，社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0.1%，社会投资起了主导作用。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争取国家投资而忽视社会投资，而要把主要力量放在激活社会投资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大幅增长，从而促进经济超常规发展。

　　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的实践也充分证明，社会投资的活跃程度决定着地区经济的发展程度。凡是社会投资活跃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就快，经济实力就强。浙江温州就是一个典型，他们凭着“蚂蚁抱团”式的方法，在短时间内像滚雪球式地形成强大的投资体系和庞大的经济规模。广东、江苏、浙江之所以能成为全国经济的“领头羊”，也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广泛的社会投资，正如有的人所说，沿海的企业不找政府，不找银行，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快速发展。

　　因此，在当前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从战略和长远的高度，下大力气撬动江西社会投资这根“杠杆”。目前，我省社会存款总额达到8000亿元，如果这些社会存款中的一半能转化为社会投资，其释放出来的能量将是十分巨大的。我们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全社会投资管理体制和调节机制，建立有效的信息导向制度，进一步为社会投资打破限制，扫除障碍，调动社会投资意愿，激活社会投资热情，强力拉动我省经济快速发展。可以说，社会投资全面激活之日，就是江西经济腾飞之时。

　　第三，正确处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

　　这次金融危机警示我们，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如果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将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不能一味地走依靠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路子，而应主要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上。

　　一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警醒我们要立足国内市场。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实行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终于尝到了苦头。1989年，匈牙利在东欧国家中率先开放外国资本进入经济领域，在最初的几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一直位于地区之首。至2007年底，匈牙利共吸引外资664亿欧元，外国投资总额占到其GDP的66%。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匈牙利成为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欧盟国家，金融市场大幅动荡，股市下滑，众多企业陷入困境和破产，失业率创12年来新高。再看我们国内，广东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代表，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近四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外向依存度达到70％，由于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过大，使得自身抗击国际经济波动的能力明显弱化，一旦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都会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该省大批企业压缩生产能力或者被迫关闭，保守估计仅去年就有上万家中小型制造企业停产或者关闭。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二是大国市场优势为我们立足国内市场提供了良好条件。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具有许多独特优势，表现为人口众多、人均收入迅速增长、市场潜力大、消费多元化和多样化、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相对较强。特别是在由温饱向小康、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各方面的需求潜力更是十分巨大。我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市场实现自我循环。面对这么庞大的国内市场，我们自己不去占领，不去争取，实在是太可惜了。我国包括我们江西在内都要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也充分表明，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是大国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主要途径。前苏联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一直坚持贯彻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方针，因此其工业化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很小，产品销售以国内市场为主，从而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随着南部种植园制度的废除，横贯大陆的4条铁路的建成，西部广大土地的垦殖，促进了美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市场就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内市场。二战后，美国实行各种先进销售手段，进一步刺激了消费市场的扩大，从而为本国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可以说，美国是完全依靠国内市场支撑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而我国目前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内需旺盛，市场广阔，完全能为我省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三是我省外贸出口偏低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国内市场。在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我省外贸的贡献率向来很小，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只有13.6%，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投资和消费。江西拥有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有5000多家，近年来在海关有外贸记录的只有1400多家，也就是说，我省超过三分之二的外贸企业不做外贸，原因是没有客户，接不到外贸订单。目前，我省进出口总额仅占中部地区的9.3%，占全国比重的0.44%。所以说，我们要靠外贸是难以拉动经济增长的，无论是从近期还是长远看，我们都必须把扩大国内需求、抢占国内市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

　　当然，我们强调把扩大国内市场放在首位，并不是不要重视和扩大国际市场，而是要注意把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比例。我们必须懂得，经济外向度不是越高越好，外贸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使经济陷入困难境地。江西作为进出口额过低的省份，必须在大力拓展国内市场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对外出口，支持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尽快形成以内需为主同时扩大外需的经济增长新格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取得最佳经济效益。

　　第四，正确处理扩张经济规模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系

　　综观江西的经济，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经济规模小、总量偏低，二是产业层次低、发展方式粗放。江西要加快发展，就必须在这两个方面狠下工夫，而这次金融危机恰恰为我们扩张经济规模、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极好机遇。

　　从历次经济危机来看，都是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好时机，这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特别是像江西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只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迅速做大总量，就能缩小同发达地区的差距，位次前移，甚至后来居上。今年以来，我省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均居于全国前列。一季度全省生产总值1281亿元，增长10.2%，比全国高4.1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29.4亿元，增长44.8%，增速居中部第1位；财政收入增速居中部第1位、全国第4位；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增幅居全国第8位、中部第3位；用电量增长居全国第2位；各项贷款实现跳跃式增长，月度增量连续3个月创历史新高。这些都表明，全省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江西崛起的良好态势没有改变。我们必须乘势而上、乘势而进，尽一切努力把经济总量做大，使我省的经济规模在危机过后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扩张经济总体规模的关键是必须努力做大做强一批企业。只有一个个企业的规模扩张了，才会有整个经济规模的扩张。当前，金融危机为企业低成本扩张和重新洗牌提供了极好机会。全省企业一定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用足用好用活国家关于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积极抢占市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特别是新钢、萍钢、江铜等大量需要进口原材料的企业，更要紧紧抓住当前原油、矿产资源价格大幅回落的时机，主动进军国际市场，合作开采或购买矿产资源，为低成本扩张和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与此同时，这次金融危机也对转变发展方式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当前，由于利润下跌，产能过剩，迫使企业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特别是要淘汰一批高耗能、高污染、技术落后、缺乏市场的企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提出，政府“决不能盲目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对我省来说，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也很艰巨。目前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为2.72吨标准煤，比发达国家高出几倍以上，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5%。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比全国低6.14个百分点，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比全国低32.67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全国的五分之四。我们应该认识到，越是在加大力度保增长的时候，越要重视提高发展质量，重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重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否则，我们面临的环境、资源、能源的压力都是无法承受的。

　　当然，转变发展方式要以扩张经济总量为前提，这是因为没有一定的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的提升、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没有余地、没有空间。因此，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中，首先要千方百计把总量做大，以量的扩张带动结构调整，同时也要以结构的调整来推动量的扩张，从而达到扩大经济总量和提升发展质量的统一。

　　第五，正确处理承接产业转移与培植本土创业的关系

　　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大规模地推动各种生产要素跨国界、跨地区的流动，都会推动一些产业的大规模转移。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当前世界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正在积极寻求转移。可以说，我们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承接产业转移、接受国内外投资的最佳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奋力开展招商引资，使江西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热地。这也是决定我省未来发展的关键之举。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产业转移是梯度推进的，是从沿海逐渐向内地依次转移的。现在看来，这是个“伪命题”。内蒙古远离沿海发达地区，地处北部边疆，但这些年经济飞速发展，仅“十五”期间，内蒙古引进总投资额5000万元以上大项目就达1482个，累计到位资金1580亿元。实践证明，在现代交通、物流等如此发达、便捷的情况下，投资决不是按梯度有序推进的，而往往是跳跃式进行的，哪里投资环境好，就往哪里去；哪里回报率高，就往哪里流。如果以为我们江西毗邻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三角区，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就会自然而然地转移到我省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同时，也要积极推进本土创业。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返乡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加大。现在，我省仍有72万返乡农民工留在本地。去年全国毕业的大学生仍有100万人尚未就业，今年全国又有611万大学生毕业。我省今年高校毕业生也将超过27万人，加上往年仍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共有近40万名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目前，全国各地相应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大学生、农民工创业的举措。我省也在这方面加大了扶持力度。我们一定要积极开辟和拓宽创业领域，加强创业指导，完善创业的支持和服务体系，开辟创业“绿色通道”，为创业者营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在全省进一步兴起全民创业的热潮。

　　当然，在处理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与培植本土创业的关系时，我们江西始终要把承接产业转移作为重点。这不仅因为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短的时间实现全省经济的超常发展，还因为全民创业的兴起需要强烈的商品和市场意识作基础，而这恰恰又是江西的老百姓所缺乏的。一般来讲，商品和市场意识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形成。所以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中，我们务必要以承接产业转移带动全民创业，以全民创业促进产业转移，实现开放型经济和内源性经济的“双轮驱动”。

　　第六，正确处理推进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

　　江西要发展，必须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不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江西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如果说这次金融危机对江西来说是一次加快发展的绝好机遇，那么这一机遇首先就必须体现在坚定不移地推进我省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上。

　　实践反复证明，一个地区要发展，不分重点、平衡推进是不行的。就像一所名牌大学需要集中力量打造几个重点学科一样，江西要推进城市化，就必须集中力量打造几个重点城市，并以此推进城市群建设。国内许多地区的发展也正是以城市群的崛起为强大支撑的。比如，广东靠珠三角城市群，江苏靠苏南城市群，浙江靠杭、甬、温城市群，安徽靠皖江城市带，湖北靠武汉城市圈，湖南靠长株潭城市群等。从我省情况来看，目前应举全省之力建设好以南昌为中心的城市群。这是因为这一区域工业基础好，交通条件好，基础设施完善，人们的商品意识较强。什么时候江西拥有在国内外叫得响的城市群，那江西的发展就将是另外一番光景。

　　城市化的基础是工业化，没有工业化的支撑，城市化也难以实现。目前，我省工业化水平比较落后。2008年，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仅是湖南的66.4%、湖北的60.5%、山西的81.4%、安徽的71.3%、河南的31.8%，同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那就更大。因此，我们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切实加大工业园区建设力度，全力以赴确保全省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与保护生态环境是一对矛盾。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工业化的推进往往与生态环境的破坏相伴而生。比如，汽车、空调、电脑的发明，在方便现代人类生活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注意处理好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否则，一旦气候发生突变，人类就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我省的生态环境虽然从整体上来说比较好，但城市的绿化率并不高，生态并不好，而城市又恰恰是我们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的重点所在。因此，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并重，努力实现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经济文明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决不能为了一时经济的增长，而牺牲生态环境。

　　第七，正确处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大力发展企业的关系

　　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是企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基础设施的完善，就不可能有企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全省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来，江西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206公里，所有出省主通道都实现了高速化，铁路、水路、空运以及能源建设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说，我们已经解除了以往制约全省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并做到了适度超前，为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加快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因此，在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我们应在继续抓好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下更大的工夫来抓好企业的发展。只有企业特别是工业大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江西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这些年来，我省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企业数量少，大约只有沿海发达地区的十分之一。二是企业规模偏小，缺少一批国际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大型企业集团。三是产业的集中度低，缺乏一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产业群。四是企业市场竞争力较弱，不少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不强，缺乏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五是企业层次总体不高，高耗能、低效益的初级产品较多，能赚大钱的高端产品缺乏，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省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当前，区域经济的竞争，实质是企业实力之间的竞争。不改变企业发展的落后状况，江西经济的发展就难以有一个大的突破。

　　因此，只有做大做强一批企业，江西的崛起才有坚实基础。省委书记苏荣在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上指出，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支撑在产业，基础在企业。当前，我们要充分利用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一方面，要全力帮助那些有市场、有发展潜力而又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企业渡过难关；另一方面，要紧紧围绕打造有色金属、机械制造、光伏化工、高新技术、有机食品、现代服务业等支柱产业，新上一批企业，尤其要重点培育一批年销售收入超十亿、百亿、千亿元的大企业，使之在全省的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与此同时，要努力抓好中小企业，在全省形成大中小企业全面发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齐头并进的新格局。

　　实践证明，如果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一个地方是不可能实现快速健康发展的。但是，如果仅有优良的基础设施，没有一大批各种类型的企业，那也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这就好比我们修建了许多高速公路，但高速公路上却没有物流、人流，高速公路就成了“空路”，也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地抓好企业的发展，以企业的大发展促进经济的大发展，以经济的大发展带动全省的大崛起。

　　第八，正确处理争取银行信贷支持与激活民间资本的关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没有金融就没有现代经济。为了抵御这次危机，中央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这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令人振奋的重大政策支持。我们要紧密结合我省实际，切实用好中央的各项新的金融政策，更好地发挥金融的巨大作用，着力破解资金瓶颈，进一步加快全省的发展。

　　但我们也要看到，如果把发展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银行的支持上，是远远不够的。众所周知，银行作为企业，必须讲求效益。所以其信贷一般具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嫌贫爱富”，不愿贷款给困难企业，愿意贷款给赢利多的企业；二是“嫌小爱大”，许多中小企业由于抵押担保等方面的限制，很难申请到贷款，而银行对大型企业的信贷要求则很“慷慨”；三是“嫌‘民’爱‘国’”，相比之下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容易得到银行的贷款；四是“嫌老爱新”，一些传统产业贷款难，而一些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却受到银行的青睐。调查显示，我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左右，产值接近一半，而得到的银行贷款不足三分之一。我省中小企业每年生产经营的资金缺口也都在200亿元以上。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要在积极争取银行支持的同时，眼睛向下，目光朝内，努力激活民间资金，支持企业的发展。在浙江，遍地开花的贷款公司、典当行及投资中介组织，为中小企业提供全面的融资服务，有力地支撑了浙江经济的发展。这些民间信贷机构形式灵活，符合个体私营经济资金需求短、小、频、急的特征，成为个体工商户和初创中小企业理想的融资途径。据估算，2008年浙江民间借贷规模近1万亿元，对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浙江正是激活了民间资金，才有了草根企业、家庭企业、民营企业的繁荣发展。我们要努力借鉴浙江的经验，一方面，尽量争取银行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激活民间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使之成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九，正确处理发挥自身优势与优化发展环境的关系

　　任何一个地区要实现发展，都必须立足并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只有这样，发展的基础才会更加坚实，发展的潜能才会充分释放，发展的速度才会更加迅疾。

　　综观我们江西，主要拥有四大优势。一是生态优势。我省森林覆盖率为60.05%，生态环境质量居全国第4位。水资源总量居全国第7位，人均拥有水资源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区位优势。江西是全国唯一毗邻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三角区的省份，在接受沿海发达地区经济辐射方面有明显的地利之便。三是低成本优势。与沿海地区相比，江西的劳动力、土地、工业用水、用电等基本生产要素供应充足、价格低廉，具有综合成本比较优势。四是资源优势。江西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160多钟，保有储量居全国前10位的矿产资源有53种，铜、银、铀、重稀土、伴生金等12种矿产储量居全国第1位。这些优势既是我们发展的资本，也是我们发展的环境，我们一定要好好发挥和利用，使之变成全省的经济优势。

　　但是，一个地方的发展仅有优势是不够的，优势只是发展的条件，只是发展环境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因为有了优势就不重视发展环境的优化。况且优势多也并不等于环境好，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优势也可能变成包袱、变成劣势。所以，我们在强调发挥江西优势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发展环境的建设。这里我们所说的发展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才环境。如果说人才是第一资源，那么人才环境就是第一环境。当前，金融危机推动了高端人才流动，为我们吸引人才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从国际上看，由于国外许多大公司大幅裁员，就业机会减少，一些欧美中高端人才开始计划到中国寻求发展。有统计显示，2008年回国工作的留学生总人数，就占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海归总人数的六分之一，可见回归潮势头之猛。从国内看，由于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趋紧，许多大企业都削减了招聘计划，中高端人才的就业意愿更加务实，愿意在中等城市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只有着力营造并努力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人才环境，才能抓住人才流动加速的机遇，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二是市场要素环境。必须明白，现在客商选择在一个地方投资，主要因素不再取决于土地、水电、劳务等低成本，而是金融市场、人才市场、科技市场、信息市场、物流市场以及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等市场要素是否完备。可以说，完备的市场要素是软环境建设的核心。因此，在金融危机后各地相互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十分重视市场要素环境的建设。这是创优发展环境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取胜的根本之道。

　　第十，正确处理政府宏观调控与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关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保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关键。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即“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同时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即“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坚持两手并用，两手互用。

　　现代经济史表明，当经济危机发生后，政府的干预往往是最好的“稳定器”，恰当的政府干预能够及时地纠正“市场失灵”，极大地降低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所以，应对危机离不开政府干预。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来，政府干预就一直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利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市场理论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先后爆发了5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至1933年的大危机几乎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最终在美国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得到了复苏。正是因为政府干预对战胜危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都出台了政府干预的经济拯救计划。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我们就不可能战胜这场危机。

　　但是，政府的干预必须适度。过度的干预不仅会影响危机下的市场自我疗救，抑制市场本身的作用，破坏市场机制的运行，而且会加大人们对国家的依赖，很容易导致“政府依赖症”的产生。政府的过度干预还会抑制民间和社会的投资。本来国家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其目的是通过加大投资力度，带动民间和社会资金的投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如果政府干预过度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过度干预，会导致国家资源的枯竭。因为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一旦用尽，不仅拯救不了危机，反过来还会加重危机，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生存。

　　由此可见，要有效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我们既要使政府的干预到位，又不能使政府的干预过度，更不能使政府的干预去否定市场、代替市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该由政府做的就由政府去做，该由市场做的就让市场去做。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克服危机主要靠市场，关键在市场。任何违背市场原则的政府干预都是有害的，最终也不可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