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昌县城自唐代中期建治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这座濒临鄱阳湖的古镇，襟江带水，形甲东南，湖光山色，风景旖旎，自古有“水上群山抱邑城”之誉。城南南山耸翠，登山远目瞭，浩瀚鄱阳湖，水天一色，秀丽风光，尽收眼底。自古招徕文人墨客至此游览，至今尚留下众多人文景观，宋代苏东坡写下脍炙人口《过都昌》后，名声远播。

干百年来，都昌县城历经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国各朝代的兴衰嬗变，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新中国成立后，经过50多年的改造、开拓，城区“旧貌换新颜”。县城旧貌，只能从历史的断续残编，追溯其片鳞鸿爪。兹将其称谓沿革、城地范围、街坊布局、工商经济、文教设施，祠庙建筑等概况，略述一二。一、称谓沿革

夏、商、周都昌属古杨州域，吴楚地。秦属番(po)，汉为鄹阳县，与鄱阳、余汗、海昏、彭泽等同隶豫章郡，初始于四望山鄹阳城。后因鄱阳湖盆地发生地理沉陷，鄹阳、海昏均撤销，入彭泽。隋置龙城县，后复归彭泽县。 唐武德五年(622年)，安抚使李大亮察彭泽、鄱阳二县“土地之饶，井户之阜，道途之遥，水路之阻碍”，奏请置都昌县。于是，拆彭泽、鄱阳雁子桥之南地(一说割彭泽一县地)置都昌县，隶浩州(今彭泽县境)。设临时县治于洞门IN附近，称王市。

百五十年后，大历年间(766．．779年)移治于彭蠡湖东(即今县城所在地)，至今。据旧志记载，“王市不传其兴废”。

旧志称“徙治彭蠡湖东”，似与今日鄱阳湖方位不合。其实，今天的鄱阳湖是由古彭蠡湖发育演变而成。古彭蠡湖发育成鄱阳湖有一个由小及大、由北及南渐次扩大的历史演变过程。先秦时期的彭蠡湖水域仪局限于罂子口(老爷庙附近。左蠡山与星子杨家山之间)断限西北一带，鄱 阳湖南部盆地尚为辽阔的湖汉平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 旦大学教授谭其骧称“xiao阳平原”)。这在古书上有可考的 记载，晋佛教大师慧远《庐山纪略》云：庐山“左挟彭蠡，右 傍通川(指长江)，左接平敞之原”。古代方位左东右西， “接平敞之原”即指湖汉平原。据《江西省鄱阳湖考察报 告》及历史地理专家考察，三国以后，鄱阳湖区进入有史记 载第一次地震活动期，湖汉平原出现了缓慢的沉降运动， 加之海侵影响，长江水顶托，造成彭蠡湖水大量南侵，至隋 末唐初，越过鄱阳山，东抵鄱阳县，鄱阳湖发育达到全盛时 期。至此，彭蠡湖名渐由鄱阳湖所取代。至南北朝宋永初 二年(421年)，枭阝阳县枭B阳城、海昏县昌邑城均因沦入湖 底而撤销。所以，旧志有都昌县治自王市“徙彭蠡湖东”之 说。

都昌县称谓含义，《江西通志》《南康府志》《都昌县志》记述基本～致。即以“境北有都村，南接南昌，而望建昌，故名都昌”。《元和郡县志》云：“都昌县上，本汉彭泽县也。武德五年分置都昌县，以县北有都村，配以昌字，取嘉名也”。

至于县城的称谓，古时一般无专用名称，常以城厢，城关，城区而称之，属通用名。清代前都昌县城无专用名称，清末至民国初先后以城厢镇、城关镇，城区镇而称之。它的别名有二：民国编纂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称，因境北九十里有都村，异名“都村”，清末至民国时期，当地文人重文采，因南山曾设有书院，名“古南书院”，加之寓居南昌，景德镇等地的本邑人士纷纷建立“都昌会馆”，会馆亦名“古南书院”，故县城又雅称“古南镇”。称都昌镇，乃是1951年都昌镇人民政府成立后之事，始与县同。

二、城区范围

古代县以下行政区划多以管理田赋徭役编定。保甲制度推行较早，始于宋代王安石。王安石主张“变募兵而行保甲”。保甲制度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明清两朝，施行都、图、乡、社制。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县设十乡六十四都，清代全县设五市图(又称五坊)，二镇，十乡，四十八部，后改为五十二都。都的制编是独具特色的，自县城东为一都(相当于今人树乡)，二都(相当于今和合乡)，三都(相当于今大沙乡)，四都(相当于今阳峰乡)，依次按反时针方向编制，这在其它地方则少见。

民国推行区乡制，保甲制同存，都图制渐次取消。民国三十年(1941年)全县设四个区，县城属第一区，为城区镇，与乡并列，辖四保四十三甲。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新编乡镇设置，仍称城区镇，新编辖六保，将原辖城东一保划归金汤乡，城西北二保划归襟带乡所辖。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底，城区镇仍辖六保，四十五甲。据是年统计，城区镇共辖六百六十四户，约计三千六百余人。城区镇除管辖城内商民户外，城周一些农村村庄亦编入管辖范围。

县治初设时仪为一小渔村，据历代地方志记载，都昌县除清代列为疲县外，均为上等县，但经千余年的置治，至解放前夕仍属小规模的城镇。此与都昌“据彭湖上流，地势平衍…‘僻在湖滨”有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县府设立地籍整理处，估定地价，办理臀记，以便按数纳税，县城土地经丈量总面积(地税面积)为九。一点三亩，约合0．6平方公里。其实地税面积中还包含城内麻菜园，建筑占地而积不及九百亩。当时县城范围和住户占地，同今日规模相比，显得异常狭小，仅相当于今日县城范围的七分之一左右。

城区人口发展变化，史志无确凿记载，但根据正史和地方志户籍人丁统计资料表明，城区人口有涨有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县有八千三百五十七户，三万八千九百…‘十九人，仅相当于今周溪乡的人口。至明正德七年(1511年)，全县人口首次越过十万大关(即十万零三千七百九十九人)。清康熙朝为鼓励垦荒和生育，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历数十年后全县人口激增，一举发展到五十九万余人。晚清以后，因内战烽起，灾荒瘟疫频仍，至民国初年全县人口激剧下降，尚不及二十万。

三、城防建筑

都昌处赣水之总汇，扼鄱阳湖诸水之宗，县城倚山枕湖，自古为全省要害之区。历史上几次重大农民战争，多次战役发生于此。旧时，作为一县之治所，尤注重其城区防御设施的构筑和城周关津要冲汛防的设置。自左蠡、土目、矶山、介石、朱袍山、标石、黄金咀、柴棚、棠荫一线，历朝历代均置军事营汛，至清代时则派把总戍守，左蠡，柴棚为镇，余为七寨，各备哨船一，水兵二。清代实行绿营兵制，以“因湖多盗”“卓望把截”，并在县城置重兵，立东南西北城门兵马司，各领兵十余人把守，另在小南门外设营官署，有弁目一员，兵丁五十名，哨船一只，东门外置演武场。晚清时期，历经洪秀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后，城区的防御更为加固。

城垣建筑成于明代巾叶，唐、宋、元各代县治无城郭，“帷重门击柝以为固”，即靠更夫巡逻。宋绍圣元年(1094年)开凿西门河，一则利于行舟，避大小矶山之风涛，一则作为县治西部的防护。

明正德嘉靖年问始建城墙，自议建至初具规模花了五年时间，至崇祯时加高增厚，“屹然出郡城之上”。清同治《都昌县志》记载：“正德嘉靖间，本府守陈霖，王教先后建议，知县杨昱经理，城址皆未果”。丁巳年(1557年)知县区益始建垣墙基础，后遭异议而止，两年后知县林贵兆又续建，花了两年时间完成近半工程，因林改调而停。壬戌年(1562年)巡抚胡松督修，始竣工，并建有城门和垣墙上的矮墙。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因城垣低塌，出入可逾，知县杨寅旭“集议修建”，在原城基础上重新建造，加高加固，以至其规模的浩宏大大超过府城星子。城垣东、南、西三面环水，每当汛期四处坍塌，历代几经修茸，民国时期亦曾两次修缮，遂达到解放前夕的规模。

城垣坐落及走向，“后亘黄婆岭，前跨花园咀，菖蒲咀，左包徐家堰，罗家塘，右循西河”，近袤九百另五丈五尺，高二丈。厚与高相当。城垣座落，按现今对照，大致是：北起北门口东风居委会经邮电局后，县招待所中，至县人民医院东侧；东自县医院，经中医院，县兽医站，血防站至东湖西北岸；南自四街一巷南端，经水产局，煤炭公司至水运公司，造船厂；西沿西河、供电局至石粉厂、商业局接北门口。初有城门六座：东称明庶门，南称阳亨门，西南称承恩门，西称大有门，西北称礼贤门，北称拱辰门。其中部分城门时有易位，至民国时期仍有六城门，分别为：大东门，城址相当于今县医院传染病房附近；小东门，城址相当于今小东湖坝西端；大南门，城址位于今西街一巷口、沿湖路上；小南门，城址相当于今航运站附近；西门，城址相当于今石粉厂附近；北门，城址位于今环卫所东侧都(昌)多(宝)公路上。各城门均建有城楼，由警卫大队派兵驻守。大东门、北门为陆路进出通道，余为水上门户通途。城垣顶建有城垛一千五百余个，城基设下水道口城窦七处。

封建社会建造城垣，主要用于防止农民起义军的进攻。但是，在强大的农民革命军风暴中，仍然显示不了它的威力。一个多世纪前的太平天国革命军在黄文金等将领率领下，曾多次攻破城门，直抵城内。1918年5月，黄淦率“赣北护法军”亦破城，并活捉县知事吴嗣浪，开仓济贫。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平野支队曾配合驻华舰队从南河头，矶山等地强行登陆，分3路自小南门、东门、北门直扑县城，并遣飞机疯狂滥炸，将民国都昌县政府炸成一片废墟，县府被迫迁移农村。

解放后，建造四百余年的城垣巳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随着城区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城区范围不断扩大，旧城垣自五十年代始遂逐渐拆除，现巳荡然无存，连其形迹也不能辨认了。

四、街巷布局

城内街巷随经济发展时有更易，所指代的名称亦常有更变。清末，城内有前街(即衙前街，相当于今西街)、后街(即邵家街)、左街(城东，后因狭窄堵塞)、右街(后阻塞)、东街(即通大东门陡街)、西街(通大小西门，后元)、学前街(即现西街一巷)、寺前街(旧考棚前，东西走向，即县中前横巷)等八街；有罗家、邵家、周家、龚家、钟家、李家、冯家、王家、石柱、焦子、学背、寺背、庙前等十四巷。其实八街中多为小巷。至民国时期，有商业店铺的街道为：东街南端(自北门至彭家角，为主要商户区)、中街(西街东段，旧称中街)、西街(自彭家角至金街岭，为次要商户区)、邵家街(即今解放路东段)、金街岭、陡街(又名斗星街，即今东街一巷，主要作坊区)；主要巷弄有：卢家巷(今名东街三巷，西接东街东至柳树堰)、向家巷(今名东街四巷，西接东街，东至柳树堰)、詹家巷(今名东街五巷，旧称新章巷，西接东街，东至柳树堰)、学前巷(又名何仙街，今名西街一巷，北接西街，南至小南门，又称庙前巷)、衙前口巷(今名西街二巷，北接西街，南至官塘)、余家巷(今名西街四巷，北接一小学，南至西街)、焦子巷(又名御书阁，今仍名焦子巷)。旧时，东、西街、邵家岭、金街岭、陡街等均为花岗岩铺砌路面，余多为泥泞小路。街道异常狭窄，主要商户区街面宽亦不及两米。

五、工商铺坊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广大农村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商品经济发展极其缓慢。都吕县城虽处于江西名镇景德镇，吴城镇之间，因地处偏辟，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相当落后。至清代雍正、乾隆年问，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才有长足进步，乾隆后期，手工业分工较细，加之农村土地高度集中，不少无地农民沦入景德镇靠出卖劳力谋生，亦有部分农民进入城镇作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1840年，鸦片战争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入侵我国，开辟市场，海外舶来品不断涌人，洋货在我国倾销，促进了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埠市的发展。县城商业店铺，不少自此时开始兴起，安徽翕县、湖北黄梅等地人渐次来此经商，药都樟树人亦来此设国药店，一些在景德镇、南昌经商和农村地主富户亦投入资金建立商号。

县城手工业，加工业，旧时多为木器、竹器，食品等行业。值得记载的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县署将尹公庙修缮后辟为生产场地，创办工艺院和罪犯习艺所，教以织布、织毛巾等初级纺织品。1924年，十塘人江汉率先在县城开办机米厂，称为“厚生机米厂”，购置八匹马力柴油机一台，租用周姓人住宅为房。此举开创了我县使用动力机械加工生产的先河。至解放前三年，县城主要手工业有：木器、蔑器、桶器、锡器、铁器、皮革、石印、织布、鞭爆、碾米、糕饼、制笔等行业30余家，其中鞭炮业5家，皮革业10家，五金修理业8家。

旧时，县城商业、服务业、手工业作坊等行业，门类较多，一应俱全。大南门为县城水上门户，运输船只多停泊于城门外，过往商船较多，加之吴城、松门山及本县南峰、万户、周溪至和合一线乡民，均经水路往来县城，故学前街，西街东端和东街西端为县城主要商业区，各色店铺多云集于此，成为闹市区。店铺多为独户经营，联户经营的较少。较大商户则雇请帮工，多则3人，少则1人。铺面设置多为前店后家，或前铺后作坊，规模一般较小。主要经营项目有绸缎布匹、百货、南货、杂货、京果、商行、国药、酒楼、茶社、旅馆、糕饼、食品摊、肉铺、渔摊、照像、镶牙、刻字、文具、皮革、竹木器加工、油漆、鞭爆、缝纫、五金修理、搬运等业，不下数十种之多。据档案资料记载，开业时间较早的有，设于西街“泰山和国药店”，张邦仁祖辈办，创办于清嘉靖七年(1802年)，近150年历史，至解放前夕资金不及其它国药店。“徐同盛号五金店”，创办于光绪九年(1883年)，其余多数创办于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夕达到兴盛时期。据民国二十一年(1934年)县商会统计，是年县城有各种商户187家，其中绸缎布匹店12家，国药店8家，食品店25家，杂货店36家，南杂京果店25家，鞭爆店22家，文具书笔店4家，皮革业5家，饭馆业32家，肉业5家，糕饼业13家。

据解放初期统计，县城解放前夕有各种商户行业20余种，计194家，约占全县商户的三分之一。其中设于东街的135家，占69％；西街47家，占24％；其余分设在邵家街、陡街、北门口、菜市场等处。

194户中，有绸缎布匹店19家，主要商号有鼎丰、华丰、信丰、恒裕丰、大丰、文丰、永昌、彭宏义、张义成、余春兴、黄仁记、柳森泰、邵信兴、罗裕昌、柳大祥、沈志诚、王天丰等，其中鼎丰布号由北山人周献煌办，华丰布号由北山人吴秋阳办，恒裕丰布号由七角人王学伦办，大丰布店由北山人吴道洪办。

百货店14家，主要商号有高美兴、俞万盛、赵宏成、董大戍、赵仁记、恒春、陈玉记、巢新民、恒利丰、程荣发等。

商行8家，主要有何太康、陈怪升、吴德高、徐水招等商号。

南货业20家，主要商号有刘同和、隆泰、石大记、黄元兴、合顾、巴同盛、董万隆、邵萃盛、同昌福、同春、集成、张恒发、黄坤发、集新兴、彭惠丰、傅正康等。

国药店8家，其中东街6家，西街2家，主要商号为同庆堂(业主张松涛)、泰和堂(业主陈铭锄)、何怡泰(业主何懋麟)、何裕泰(业主何景云)、同生福(业主杨春华)、三开泰(业主向北吾)、程福泰(业主程荷生)、泰山和(业主张邦仁)。其中以同庆堂、泰和堂、何怡泰资金较为雄厚。

糕饼业17家，主要店号有许源泰、向兴发、汪贞吉、吴义隆、陈新丰、黄晋茂等。

鞭爆等杂货业30家，主要商户有詹信昌、李义昌、李义泰、吴详记、陈恒达、刘顺和等。

旅社饮食业16家，主要有四美楼、白凤楼酒家，有大同、振声、三星、大兴、华安等旅社。

印刷业2家，均为石印，一为艺文，业主彭金水；一为文汇，业主邵希文。

文具书笔店4家，分别是徐用贤堂，尚古斋，徐文贤，徐永贤。

此外，还有照相镶牙业2家，皮革业10家，理发业7家，刻字裱画业3家，茶社6家，五金修理业6家，食品摊贩业9家，屠宰业3家，渔铺4家。此类小型行业，一般资金较少，多为小本经营，而且经常停业或倒闭。六、文教设施

文教设施包括书院、学校、医疗诊所以及文物古迹等文化设施。

书院设置较早，始于宋代，为培养儒学人才之场所，后渐演变成集藏图书的地方。清代设有南山书院，又名汇东书院，后改为学宫，民国时亦恢复古南书院，迁南山介石，后又迁入城。民国十年(1921年)成立通俗图书馆，抗日战争时期迁出，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关帝庙。

县城兴办学校的历史较为久远，盛于宋代，以后各朝绵延不断。至清光绪时，始废除科举制，新学日盛，县人彭伯龄、余墨香、余培元等人热心兴教育，先后在县城创办县立高等小学堂，义务女子学校、师范讲习所等公学堂，另还有不少私办学堂。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县城有公办中学一所，称县立初级中学，校址设于圣庙内，由茅铺岭迁入。公立小学一所，为都昌县第一中心小学，设于考棚内，即今都昌中学所在地，校舍是1931年9月，民国县政府用华洋赈会拨给都昌的救灾款，仿南昌二中校舍式样建成一栋楼房，后迁陶公庙，改名为都昌县示范小学。私立中学一所，1947年秋由向法宜创办，即将县第一中心小学移出为校舍，称为私立任远中学。民国十年(1921年)邵翰伯利用邵氏宗祠办弘毅小学，历数十载，直至解放初与示范小学合并为县立实验小学。另外，还有私塾近10所，分别由石叔绵、高式、卢凤、孙晓初、魏继煌、冯志异、向止民、向正民、吴先礼、吴绍墩等人开办于李氏、王氏宗祠内。

1933年3月21日，民国都昌县政府设立县卫生院，有院长兼医土1人，助医兼助产1人，司药看护2人，主要从事种牛痘防疫及一般疾病的治疗。解放前设于陡街祠堂内，另有私人办的中医诊所3所。

七、机构设置

县城历置治所，为县级权力机关县署驻地，又是镇公所驻地。机关多设置于西街旧祠堂内。旧都昌县署置治所中心，相当于今人民武装部所在地，北自大会堂，南及西街，坐北朝南，为多进庭院式建筑，故西街县署前又称衙前口，官塘亦因此得名。县署内设正大堂、幕厅、礼士厅、六科房，分置史、礼、户、兵、刑等科，知县主持全县政务。

民国时期，机构设置渐次增多，国民党党、政、军、警等机关均驻县城，冗员增多，机构亦相应庞杂。据民国三十二年8月都昌县政府档案资料统计，仅民国县政府设立的各种机关达35个，有职员751人，公役329人，有警丁548人，眷属502人，以上为县政府及保警队两大机构，其余许多隶属机构尚未列入。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大举入侵。1939年春，维新、左里、苏旧三乡沦陷，又多次遣机轰炸县城，翌年又大肆轰炸，民国县政府(驻旧县署内)被炸成废墟，县府及其它机关、学校被迫迁移农村，县府设于今阳峰乡卢村。1945年秋，日寇无条件投降后。才迁回县城。县府置于余氏宗祠内(原县酿酒厂所在地)。

民国都昌县政府机关设有秘书室、电话室、会计室、机要室、检察厅，秘书室下设护员室。县政府下设民政、军事、建设、教育、财政等科，协助县长和县府分管全县政务。其它重要机构还有：警察局、国民兵团、保安大队(刘氏宗祠，金街岭)、田赋管理处、税务稽征处、邮电局等单位，如税务稽征处设于西街，今都昌县中后院内；警察局设于焦子巷吴氏宗祠内，保安大队设于金街岭今党校附近；邮电局没于陈家祠堂内，即今县人民法院所在地。另外，国民党县党部设于金街岭，原县卫生院所在地；县参议会设于东街原文化馆所在地；县三青团团部设于今县图书馆旧祠堂内。其它如群众团体商会(今税务局处)，妇女会，总工会等机构，还有县戒烟所，卫生院等单位，均分别置于旧姓氏宗祠内。

八、祠堂庙宇

宗庙乃祭祀祖宗的场所。我国宗庙制度起源很早，源远流长。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极力维护宗庙制度，并将它与社稷并列，以为王室或国家的代称。周朝以前天子宗庙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太祖庙称“五庙”。宗庙作为宗法制度延袭了数千年，至民国时期，仍久盛不衰。解放后，按照党的宗教政策，部分宗教寺庙得以保存外，凡属宗族祠堂及其它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庙宇社坛均改作它用。

封建社会崇尚宗庙、社稷，列为国家管理的大事之一。所以，数千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历朝历代均重视修建庙宇，神坛，祠堂，奉祀列祖列宗或前代贤哲。祠堂较之庙宇产生稍晚，始于汉代，在我县尤其兴盛于清代和民国时期，修建祠堂之风极盛，县城有“祠堂占半街”之说，怪不得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初来都昌时，称都昌是“祠堂县”。

清代，县城有庙坛十余处，为县署典礼重地。有社稷坛、神祗坛、先农坛、厉坛，为祭祀土神、农神之地；有崇圣祠、名宦祠、忠义孝悌祠、节孝祠、济忠祠、经归祠、县土地祠、学土地祠；有文庙、关圣帝君庙、文昌帝君庙、陶恒公庙、城隍庙等。上述祠庙为祭祠忠于封建王朝名臣及文武名将，地方名人之地，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坛、祠、庙均由县署管理，并分别设有庙祝一至三人，具体负责管理祭祀、庙田、庙产。并规定每年祭祀日期，祭品陈设、祝文誓词，每次祭祀杀猪宰羊，举城出动，顶礼膜拜，所耗资费，不可计算。至民国时期，县城尚保存的庙宇有8座，即：圣庙(又称孔庙，祀至圣先师孔子，位于今县公安局内)，红柱绿瓦，飞阁流丹，蔚为壮观；关帝庙(祀关羽神位，位于今西街北侧，西街一巷口)，坐北朝南，高大深邃；陶公庙(祀晋陶佩神位，今县一小学内)、财神庙(位于柳树堰)，龙王庙(位于今水运社内)、城隍庙(位于今县医院附近)、大神庙(北门外偏西一公里处)、南山庙。 姓氏宗祠为全县各大姓氏祭祀祖先、存放牌位，族谱编修及收藏之地，由各姓头首参与管理和修缮?旧时，据不完全统计有姓氏宗祠50余幢，有的一姓多祠。祠堂构筑亦别具匠心，富有地方建筑特色，均为砖木结构，呈长方形，檐高厅深，互为对衬，重檐斗拱，雕梁画栋，古雅幽静，森严壁垒。内设祭坛、祖先牌位、议事厅等十数问不等，门首均立青石阴刻“×氏宗洞…‘×氏大祠”或“××世家”等匾额。

解放后，祠堂庙宇均由田家房产部门造册登记，由国家征收，列为公产。初期，有的祠堂用于县政府和其它机关办公，有的改作学校校舍，有的改修作民房，仓库之用。至今已大部分拆除建成新型楼房，所剩已寥寥无几。

此外，城内还竖立不少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忠孝节义的牌坊，如世孝坊，名臣坊，礼贤坊等，至民国时期陡街尚

保牌存坊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