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驹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江西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了空前的历史机遇。但要抓住这一机遇，还必须有全社会认识水平的大提高和发展方式的大变革，今天的变革将为江西迎来美好的明天。

　　一、可持续发展的里程碑

　　几十年前，当发达国家的少数科学家和学者发出西方工业化和农业化学化会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警告时，曾遭到相关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而我们则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现象。几十年来，在公众行动、社会與论、消费选择、市场竞争等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和经济压力下，发达国家在保护环境、降耗减排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而发展中国家则迫于生存的压力，在资金、技术、人才短缺的约束下发展高耗、高排、低效产业，接受发达国家这类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从而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得不重演发达国家的污染历史。今天，虽然全球生态赤字、环境超限己成事实，传统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但由于全球利益协同机制的缺失，以及某些“理论”的误导，使发展方式的变革仍步履维艰。发达国家为维护既得利益，推卸承担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在资金、技术、人才的瓶颈约束下面临发展和保护“两难”的境地。

　　这种状况导致了大量的机会主义认识或心态，发达国家的“替代解决短缺”，“适应污染”，“活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后人还未出生，不能与活人利益分享”，“工业化存在前期污染上升，中期趋缓，后期改善的‘倒U型’规律”，“富国的救生艇乘客已满，救助穷国将使救生艇沉没，不能为一时的正义导致巨大的灾难”等辩辞也就大有市场了；而有些欠发达国家横向比差距虽然在拉大，但纵向比还是有发展，因而以“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心态对待环境污染、聊以自慰。如果都以这类认识或心态去谋“发展”，人类的前景必将十分暗淡。

　　与上述认识和心态截然不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主动推进自身发展方式的变革。江西同全国一样，在人口增长、增加就业、提高收入、稳定社会、市场竞争等压力下，必须使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同时又必须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的变革，使发展不超出资源环境永续承载的限度。前者决定着我们在上述压力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的发展过程中应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难题的能力，后者则决定着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否有可持续的前途，这两者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从近期看虽存在两难的矛盾，但把握好二者的平衡点，就能实现发展和保护双赢。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在江西发展史上具有可持续发展的里程碑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江西区域性发展规划进入国家战略层次前所未有，也不仅是国家对江西发展的投入将前所未有，而且还在于在国家的支持下，江西发展方式的变革将加快，全省发展的整体协同性将加强，向生态文明跨越的步子将加大，江西将在中国可持续发展区域模式创新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将为全球提供区域发展双赢模式示范作出贡献。

　　二、变后发优势为先发优势

　　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深受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学农业、消费主义等的“示范效应”影响，以为按照这种模式加快发展，就能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但半个多世纪过去后，付出了地球环境恶化的巨大代价，而穷国与富国的差距却越拉越大，全球已出现超出20亿处于贫困边缘的穷人。事实已证明，少数发达国家以全球承受环璄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为代价完成工业化的路子，不可能成为普遍模式。

　　发展经济学研究“后发优势”，因为走在前面的因要探路而必然会走弯路，走在后面的只要不盲目跟进、亦步亦趋，就有可能避免弯路而后发先至、后来居上。但是，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迫于生存压力和资金、技术、人才短缺，往往在发展中急于求成而竭泽而渔，结果能把后发优势变成现实者很少，有的甚至陷入山穷水尽、恶性循环的困境，一些发展较快的则遭遇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技术、环保等方面的重重设障。发达国家似乎操控着一步在前、步步领先的先发优势，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后发优势则似乎只是一相情愿。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省属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发展差距依然显而易见。多年来，江西也一直力图发挥后发优势，但传统工业发展的模式似乎并未给江西以发挥后发优势的机遇，一些地方只能居于产业分工的下游，做一些劳务、原材料输出的事，发展一些粗加工的低附加值产业，承接一些在发达地区失去生存空间而转移出来的微利产业。这种状况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中似乎难以避免，真正的后发优势有待于文明的转换。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农业文明滞后的国家和地区抓住向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转换的历史机遇，而使其重工商、拓市场的后发优势得以发挥，并在工业文明进程中保持了先发优势。同样，今天江西通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抓住了向生态文明转变进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从而能够使自己位居全国前列的森林覆盖率，独立完整的河湖水系，得天独厚的良好生态，丰富的淡水、生物、矿产、景观和历史文化资源，能基本不占良田、不破坏森林而大规模发展工业和城市的广袤空间等比较优势，变成不可多得、不可替代的发展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的后发优势。只要能发挥好这些后发优势，创新发展模式，就能进一步在生态经济、生态文明建设中形成区域发展的先发优势。

　　三、变分兵突进为整体协同

　　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与自然的分离，自然只是一个“资源库”和“排污场”，只是一个“外部性”因素，各地可以分别上有市场需求的工业项目，而不考虑各自项目投入、产出之间的关联性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承载问题，更不考虑各地之间经济、社会、生态的整体协同性问题，因而，各地上项目是一个分兵突进的模式。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与此不同，它必须保持生态时空或地理单元在演进过程中的整体协同性。由于鄱阳湖水系几乎涵盖了江西全境，因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是一个江西生态政区建设概念，不只是鄱阳湖周边县(市、区)的事，更不只是已定及待定的一些工程项目，而是全省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活动的整体协同。

　　实现这种整体协同要有发展方式的变革，因而要从认知文化切入并以体制文化为支撑。必须大力普及生态知识的宣传教育，形成上下共识和全民共识，每个人都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和尽好自己的义务，因为所有的人都消耗资源和排放污物，但消耗和排放更多的地区、单位、个人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要使所有的人都承担起监督环境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及其他权力机构和官员应起关键作用，他们是规划、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实施者和监管者，其言论和行为具有示范和导向作用。必须加快体制改革，以避免条块分割冲击整体协同。必须进行机制创新，使污染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税收、生态指标设置、绿色GDP、生态政绩考核等对推进发展方式变革、实现整体协同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最终要形成政府科学决策、全民积极参与、体制协调高效、机制激励有力、科技整合创新、环境监测到位、信息反馈灵敏、與论监督强大的社会协同动作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而不是事倍功半或“形似神异”。

　　整体协同必须体现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自调节、自平衡功能的最大化。这就要使江西的山、河、湖、土地、物种、气候等形成以高覆盖、优结构的森林为支柱的强大自调节系统，通过自然生态系统不费人类分文的自调节，实现四季风调雨顺、河清湖安、土肥气净、洪旱无忧、万物共生共荣，同时提供丰富优质的林水产品、生态服务、旅游资源、工农业生产条件和宜居环境。

　　整体协同要求人工设施和人类活动与自然的整体协同相和谐。应以基本不占良田、不破坏森林和湿地的低成本发展方式，积极推进南昌大都市区建设，加快环鄱阳湖中心城市和其他城镇发展，使之成为带动江西经济快速发展的龙头和中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并与湘鄂中心城市群共同构成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城市群并驾齐驱的我国第四大增长极。加快建设大中小空间布局科学、功能相互补益、各具特色的城市体系，实现五河流域山地居民、鄱阳湖核心保护区渔民、环湖控制开发区居民的有效转移。城市、集镇、村落、工业、农业、服务业都应转向生态化发展轨道。

　　四、向全国乃至世界一流行列迈进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使江西有条件更应有信心和明确目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在以下多个领域向全国乃至世界一流行列迈进。

　　一流的整体环境。通过对鄱阳湖全流域山地和森林的有效保护，丘陵高地林农业的发展，平原农地优质农作物的推广，城镇村落的全面绿化，核能、风能、水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清洁化石能等的大力开发，普遍形成生态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最终使江西的排放量低于生态吸收量，成为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生态富裕的先进地区，并有清洁能源向外输出。

　　一流的生态名区。鄱阳湖城市群，一个经济规模巨大、文明水准很高、景观丰富、环境优越、文脉荟萃的超大生态城市群，足以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生态文化名区。

　　一流的文化魅力。自唐宋至元明，江西曾是农耕先进、商贸发达、名人辈出、儒佛道文化风云际会之地，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在现代史上，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人民军队的摇篮，为新中国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江西又将创新生态文化、和谐文化，将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相辉映之地。

　　一流的世界贡献。在使江西自身转向低碳经济的同时，至少还可以为我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以下贡献：通过森林吸碳增氧、除污净气、增雨稳流的生态功能，向周边地区贡献正外部效应；通过鄱阳湖更有效地吞洪补枯，为长江中下游平衡洪枯提供重要的“稳定器”；通过对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充分开发，为周边地区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支持；通过对森林和湿地的有力保护，为野生生物提供安全的栖息地和迁徙地，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贡献；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实践，体制、机制、文化等的整合创新和创新人才的涌现，都将为我国和世界提供可交流的资源，为我国和世界提供发展和保护双赢模式的整体性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