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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文化生态系列之二“水运文化篇”

媒体:长江周刊  作者:同上
专业号:鄱湖人家 2008/8/9 13:25:06

鄱阳水阔通九州

    在还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的水交通时代,江河湖海是人类交通运输的主要凭借。鄱阳湖是水交通时代沟通中国南北大交通的一条主要水道。
    据《汉书》等有关历史记载,早在上古商周时代,干越人就是由鄱阳湖水道进入中原的。也就是说,鄱阳湖水道早在先民南北交流的活动中就是十分重要的交通要道。
    到了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经济呈迅速发展态势,不仅国内南北物资交流量增多,而且“海外诸国”亦与中国“日以通商”,大大增加了南北交通的需求。为此,隋代开通南北大运河,以运河沟通江淮水系。这条由运河—长江—鄱阳湖水系构成的东部水上交通线,与西部由汉水—长江—鄱阳湖水系构成的水上交通线相呼应,形成了又一条纵贯中国南北的水上大通道。很显然,鄱阳湖在这个大交通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枢纽地位。所以,史籍称九江“襟带中流”,为“舟车冲要”。
    鄱阳湖水道在水交通时代的这种重要地位,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因为现代交通的崛起而发生巨大的变化。
    晋代之前,由于经济尚不发达,物资运输量还不多,鄱阳湖水道还主要用于军事活动。战国时,吴楚之间的多次战争中,鄱阳湖水道每次都成为他们运输兵员和粮草的重要通道。三国时,鄱阳湖水道一直都是东吴水军的主要基地和水运交通的必经之路。晋代之后,鄱阳湖水道同时也是大量商旅物资转运的交通要道。
    鄱阳湖水运最主要的物资是漕粮。所谓漕粮,就是我国封建时代东南地区向朝廷缴纳的税粮。南朝时期,为便于转运,当时最大的台传仓库都设在水边,共有三处。其中一处就是湖口钓矶仓。隋大运河开通之后,漕粮运输的规模进一步发展。唐中叶,每年南粮北运约200万石,宋朝由东南北运的漕粮达600万石,其中江西占三分之一。为了加强管理,宋代在九江设置了漕粮“转搬仓”,管理漕粮的收纳、储存和转运事宜。
    元代九江的漕粮储运十分繁忙。“转谷之舟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就是当时粮食转运繁忙情状的写照。
    这种情况到了明清年代进一步发展,使九江的米市逐渐形成并繁荣兴盛,成为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当时,九江米业粮行多达一百多家,贸易十分活跃。有记载统计,仅乾隆三年八月至次年四月,来往于鄱阳湖—长江的米船,在九江报关纳税的就多达53032只。繁忙之盛,不难想见。
    茶叶也是鄱阳湖水运的大宗物资。在南北交流中,尤其自唐代之后,茶叶的储运也成为鄱阳湖水运的大宗物资。自唐代起,人们对茶叶的需求逐渐广泛,到宋代,茶已和米、盐相提并论,成为“不可一日以无”的饮料。今赣北、赣东、赣中、皖南一带是当时的茶叶主要产地,所产茶叶都要由小船经鄱阳湖水系的昌江、赣江、抚河、修水等不同水道运到九江集并,装船东运。唐代诗人白居易名诗《琵琶行》关于商人买茶浮梁的描写,正是这种情况的形象写照。
    进入元代后,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由于九江是江南茶叶的重要集散地,朝廷把管理江南地茶叶征税、专卖、转运的总机构(时称“榷茶都转运司”)设在九江。明清时期,九江茶叶市场进一步繁盛,与湖北夏口(汉口)、福建闽侯(福州)一起并称我国三大茶市。市场的繁盛大大扩大了茶叶的运输量。
    瓷器也是鄱阳湖水运的传统物资。宋景德年间,昌南镇因烧制精美的御用瓷品而名声远播,遂改名景德镇。其后,景德镇烧瓷水平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元代以后,产品不仅行销国内,而且大批远销海外。景德镇瓷外运,仍以水路为主。水路外运主要为南北两条路线。北线是先装小船顺昌江而下,到鄱阳县换大船,入鄱阳湖,经长江到九江集散。既销往全国各地,又运销日本、朝鲜。这是景德镇瓷外运最主要的渠道。特别是由九江至东海各港这条运输线,是古代长期形成的一条主要商旅路线。
    鄱阳湖传统水运的物资还有大量的食盐、夏布、药材、鱼苗、苧麻、木材等等。
    千百年来,南北交流沟通的历史,在鄱阳湖的悠悠水道上,创造了湖区一代一代的文明和繁荣。特别是进入近代鄱阳湖流域内港轮船航运业兴起之后,鄱湖流域的港口、城镇迅速崛起,以吴城、姑塘为代表的名镇在鄱阳湖水运中演绎了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罗龙炎)


水上明珠姑塘镇

    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人称长江水系上的宝葫芦。在农业自然经济中,以木帆船运输为主的年代里,鄱阳湖为北进长江南通五岭的要道,并在环鄱阳湖区域形成了水运网,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与时代相适应的集镇与物流、人流中心,进而成为交通枢纽。姑塘就是这样一个踞鄱阳湖西岸,与湖中鞋山隔水相望的重镇。
    在环鄱阳湖经济圈内,大姑塘的优越地理区位,便利的交通条件,关卡的选定设立,在客观上促使其成为舟楫竞渡,帆樯林立,商贾云集,店铺鳞次栉比的闹市。在有十里长街之称的闹市里,常住人口达二万有余,流动人口亦有万余,其繁华程度,可与当时的九江相媲美。姑塘镇既是江西大宗物资经水路进出的要津,又是婺源,休宁、祁门茶叶和景德镇瓷器,过鄱阳湖经陆路到九江的首选捷径。
    设关建卡,使姑塘逐成闹市。早在清雍正元年(1723年),九江榷关就在这里设立了水路和陆路两个关卡,是继九江之后征收税银最多的一个分关。据史料记载,九江榷关在清乾隆41年(1776年)即征收税银66.21万两,清嘉庆25年(1820年)征收税银58.47万两,清道光9年(1829年)征收税银60余万两,均高于当时的江海(上海)关。这其中姑塘关则占有可观份量,是为“船物流通,收税畅旺”的要地。也正因为有如此高额的税银,1901年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者早已翘首以待的姑塘分关,即被强行霸占,以致九江海关所收税银陡增,1931年增至179.74万两,使我国经济蒙受巨大损失。
    舟楫竞泊,给姑塘带来的繁荣是显而易见的。清雍正元年以来,往来泊岸于姑塘的商船络绎不色,形成“来商纳贾,舟楫连樯,交易繁盛”的闹市。据航行在鄱阳湖上船只统计,江西和周边区域的40类3266种船只,常在姑塘泊港作业。进入近代,据史料记载,在姑塘泊港作业和缴税的除轮船外,木帆船常年泊港的在1920年达到32095艘。不仅如此,每年还有数以千万立方尺的木筏,需要在这里补充给养,仅1935年就达到过1600万立方尺的木筏在这里过境,也使姑塘热闹非凡。
    交通的便利,使装载粮、茶、瓷、盐等大宗商货进出的船只在姑塘过境,其运量也非常可观。清代由江西出运的漕粮,每年均在8万担以上,有些年还高达50万担,商品粮则更多。清乾隆3年(1738年)8月至次年4月,仅8个月就有1200万担粮食由鄱阳湖出运。茶叶输出,清光绪2年(1876年)为25.1万担,到1915年则增至32.98万担。瓷器出运,1915年至6.93万担。江西全境及周边地区所需淮盐,光绪年间走鄱阳湖疏运的每年均在54万担以上。
    姑塘之形成闹市,当然是与频繁的商贸交易分不开的。为与物流、人流相适应的各种商铺和同业公会也就应运而生了,并且有为数不少的米行、瓷行、茶行、货栈、客栈、槽坊、茶坊、酒楼和会馆等活跃在市面,热闹非凡。其中较有名的商号有:王恒昌、罗兴隆、黄宝泰、黄利泰、王源丰、尹荣和、叶宏吉、王恒丰、杨兴和、王和平、钟源昌、大三元酒楼、李木木水果行等,呈现出“日对千桅杆,夜观万盏灯”的繁荣景象。当然也形成了地方垄断的船头、鱼头、肉头和轿头等势力,欺行霸市者亦活动于市肆。
    在历史的进程中,随着运输格局的变迁,特别是外国侵略军的入侵,使得存在了二百余年的姑塘闹市,遭受重创而在地图上消失。进入近代,首先是轮船和火车相继投入营运,运输方式和线路改变,木帆船逐渐被淘汰,姑塘不得不从闹市走向萧条,继而是海关被撤离,又遭日军严重破坏,不仅迫使大量商家逃亡,人口锐减,而且所有设施均遭摧毁,战后都无力恢复。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开放开发环鄱阳湖经济圈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我们相信,在此新的历史时期,姑塘也必将走出低谷,重新成为环鄱阳湖经济圈中一颗耀眼的明珠。(陈耀坤)


修河重镇涂埠镇

    涂埠镇是永修县城所在地,位于修河北岸,福银高速公路、京九铁路穿城而过,正在建设的昌九城际铁路也穿过境内,修河、潦河玉带横陈,溯修河而上直通旅游度胜地庐山西海,沿河而下可至吴城镇及鄱阳湖国家级候鸟保护区。
    新中国成立前,涂埠镇分为涂家埠和山下渡两部分。涂家埠在明代已形成街市,清代康熙后,涂家埠车辆交错,帆樯林立,修水、武宁、奉新、靖安、安义各县独轮车、木帆船常汇集于此,商务日趋繁荣。涂家埠旧街共9条,即上街头、下街头、正街、横街、河街、桥南街、王家街、蔡家街、杜家街,街道均较狭窄,最宽不过4米,路面均铺有麻石。桥南街初为修、潦两水合流汊口,南北街口均为水运码头,装卸便利,市面繁华,尔后经济逐渐发展,店铺不断增多,贸易和商业人口扩散到各街。
    民国时期,正街和横街也发展为闹市,较大的布匹、南杂、百货、烟酒店及磨坊、酱园等店厂大多开设于此,惟粮食行和柴炭行还集中于河街和桥南街。山下渡兴于民国5年南浔铁路建成后,主街从渡口沿河东伸,穿过铁桥达涂家村。铁路西侧较繁华,有万昌福、恒福等多家粮商、木商在此经营,长年收购本县及修、潦河上游县区的稻谷和大米,再从修河运往长江沿岸城市销售;木商则分为修水、武宁、奉新、靖安等县和苏、皖两路,修、武、奉、靖等县木商各自向本县林农收购木材在此销售,苏、皖木商则贩运出省。这些商人获利丰厚,生活奢侈,于是旅社和餐厅应运而生,如大中、建国旅社,新新、饮膳轩酒楼,均为当时第一流旅馆餐厅,富商巨贾流连其间,人称“花花世界”。铁路东侧为小商小贩及手工业者摆摊设点区,藉以为谋生市场,与铁路西形成鲜明对照。山下渡除主要街道外,铁路西侧有树森和板厂两小街,设有裕民银行和天兴米厂、济民堂盐栈等。
    民国二十八年,日本侵略军侵入涂家埠,涂山两街区焚毁殆尽,之后,涂家埠工商业在艰苦挣扎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涂家埠、山下渡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改造,街道宽阔,居民稠密,层楼广舍,鳞次栉比,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近年来,涂埠镇各行各业蒸蒸日上,2007年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000万元大关,达到了2090.67万元。农业经济形成了以蔬菜生产为主,粮、油、棉、生猪、禽、鱼、虾等综合发展的格局,是江西重要的菜篮子基地。工业经济迅猛发展,形成了以大中企业为龙头,骨干产品为依托,家电、服装、化工、包装、印刷、水晶、食品加工、物流等门类齐全的行业体系。城镇建设如火如荼,湖东区五条路网全面连通,湖西区随着白莲公园改造、高速公路沿线环境及主要街道的综合整治,城市品位进一步提升,老城区的改造即将完成,人居环境有了明显变化,吸收了众多境内外客商前来投资兴业。(邹玖胜)


西江锁钥南康镇

    以水运为主的古代,鄱阳湖成为中华大地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而星子县城所处的位置位于鄱阳湖西北部的狭长地带,在军事和交通上极为重要,历来有“南国咽喉,西江锁钥”之称,是南来北往商船必须停靠的码头,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一千多年前,这里就设立了星子镇;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升镇为县,四年后设南康军,后改为南康府,辖星子、都昌、建昌,安义,设府历史近千年,可见星子在旧时行政格局中特殊的位置。
    民国初期,作为水上交通要道和旅游胜地的星子古城,给世人留下的依然是一派商贾云集、人气旺盛的繁华景象。那时国民政府把庐山作为夏都,在星子古城开办各种军政训练班,而外地来这里开办商铺、茶馆、酒楼、客栈的商人络绎不绝,商号有三百余家,其中以“混一天”茶馆、“醉陶轩”酒楼和“聚贤居”客栈最为有名。在街中心,白天车水马龙,行人川流不息。晚上,各商号店铺汽灯亮如白昼,人流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而南门码头则是另一幅热闹的景象。港湾里南来北往的船舶林立,富商巨贾,文人墨客,达官显贵,远道旅人,在这里弃舟登岸。从码头一直到城中心,便形成了一条街市。这条街的店铺以卖当地产的金星砚等文化用品为主,被称为砚池街。与中心区域相连的是另一条有名的西宁街,街两旁的建筑雕梁画栋,别有风韵,店铺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多为裁缝铺、铁匠铺、篾匠铺、杂货铺、小吃铺,透露出一种浓郁的市井气氛。还有一条北门巷,是一条小街,这里有都昌、建昌、安义等地的会馆,是三地官员来南康府办差歇脚处。那些会馆建筑颇有气势,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古南康府作为一个区域行政中心的地位。
    历史的风情画一页又一页翻过,在公路、铁路、航空越来越发达的今天,鄱阳湖畔的星子城,作为水上交通要道的重要性已逐渐淡化。在新世纪的今天,碧波万顷的鄱阳湖被当地政府开发为旅游观光的好去处,而一座现代化的银星造船厂也在湖边拔地而起,每年建造数艘万吨油轮,飘洋过海,出口到欧州和东南亚等国,书写着鄱阳湖畔新时代的壮丽画卷。(左联军)


装不完的吴城镇

    吴城,一座因商而兴的千年古镇,一块文化流光溢彩的旅游热土,近二千年的历史孕育了她以会馆文化、庙会文化为代表的灿烂文化。
吴城古镇
    地处江西五大水系交汇处的吴城,赣江、修河、饶河穿境而过,水陆十分畅通。自汉晋以来,吴城一直是中原南北官道(鄱湖——赣江——大庚岭——北江)的水运码头。
    宋代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客货运量迅猛增加,使其成为江西盐业、纸、麻、糖、木材、海产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埠和交通纽带。
    乾隆到咸丰百余年间,吴城进入鼎盛期,口岸转输的经济功能已超过省府南昌,享有“装不尽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之赞誉,与景德镇、樟树镇、铅山县的河口镇并称江西四大名镇。发达的商运给吴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街区“一镇六坊八码头九垅十八巷”的格局渐趋形成,全镇有布匹、百货、南杂、纸行、药业、盐业、木行、烟业、麻庄以及京果、文具、灯笼、银楼、粮食、豆麦行、酿酒作坊等大小店铺上千家。
    清晚期,吴城是江西木材外运的最大集散地,在茶、木、盐、纸、麻五大行业中,木材转运对吴城商业支撑的作用最大也是最长久。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江辟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外国资本很快涌入吴城,“美孚”、“亚细亚”、“福丰”等诸家“洋油”公司先后在吴城开业,规模最大的福丰煤油公司还把分公司设在南昌。1925年,江西第三大火力发电厂(赣明电灯公司)在吴城落成,使吴城成为鄱阳湖畔最先亮起电灯的地方。每当夜幕降临,镇上戏园人头攒动,酒店觥筹交错,赌声通宵达旦,青楼嫣笑阵阵,使吴城成为喧闹的不夜城。
会馆文化
    随着经济的繁荣,来自全国各地的水客和商人为了集会、寄寓、联系业务、解决纠纷和储存货物的需要,纷纷在吴城兴建同乡会馆。最盛时,全镇会馆达48座之多,较著名的有全楚会馆(湖南、湖北)、山西会馆、广东会馆、浙宁会馆、福建会馆、都昌会馆等。
    坐落于繁华地段豆豉街中部的徽州会馆,每遇朱熹生日或午节之时,该会馆均要张灯结彩。福建会馆供有天后娘娘的神位,山西会馆供有关羽神像,每逢这些神过生日,同乡人聚集到会馆中大祭和会宴数天,请外地戏班唱大戏(馆内建有戏台),几天几夜灯火不熄,鼓乐喧天。
    1939年3月,日军的一把大火烧了七昼夜,街区70%房屋化为一片瓦砾,大多数会馆也沦为废墟,现仅存吉安会馆、武宁会馆二处。
庙会文化
    庙会是古老吴城一大特色,全镇有庙、寺、庵、阁、宫40余座。香火特别旺盛的有聂公庙、武显庙、令公庙、万寿宫、观音阁、太子庙、张飞庙、雷祖坛、火神庙等。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些显赫一时的寺庙已不复存在,但其地名仍沿袭至今。据老人回忆,庙会每年进行一次,三五天、十几天不定。规模最大最热闹的首推聂公庙、武显庙、令公庙三大庙会。时间从农历四月二十四日“拜菩萨”开始,至端午节“游过神”,送走“花船”才告结束。
    每年农历八月初一到中秋,附近星子、都昌、鄱湖、永修等县的民众都要来吴城朝香。
    吴城灿烂的文化,曾使世代吴城人引以自豪。如今,一个新兴的旅游热镇又在兴起,吴城作为“珍禽候鸟王国”被世人谓之“世界第八大奇观”、“中国第二长城”,再度饮誉海内外。美丽而神秘的珍禽候鸟令八方游客趋之若鹜,2006年,在江西最美的乡村游景点评选活动中,吴城入围前十五强。以吴城为中心的鄱阳湖自然保护区正在建设成为以白鹤为主体的珍禽候鸟、水禽观赏旅游圣地。(刘欢 王代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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