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目睹自己的研究对象一个个走向灭绝，常会有无助的感觉。他说：“我见过一个地方官员，他问我江豚好不好吃，我不知该怎么样回答，就直截了当地说，不好吃。结果他来了一句，让我更崩溃，他就说不好吃干吗要保护……”（7月7日《央视新闻调查》）

　　官员雷语

　　真叫人对环保现状欲哭无泪

　　从这个官员的无知嘴脸，我们可以窥一斑见全豹地明白，我们的环保工作是多么不到位，无论是环保知识、理念还是政策制定和管理行动，在如此愚蠢的认知状态下，能将环保工作做好倒是奇怪了。“不好吃就不保护”，这真是对一些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环保工作的一个极大讽刺，更叫人欲哭无泪。

　　这个无知的官员其实并不是个案，早前已有“红豆局长”“游泳书记”，他们的雷人雷语和雷作为早已让人叹为观止，今天又冒出个“不好吃干吗要保护”的官员，倒也是见怪不怪了。

　　分析一下说这种“蠢话”的官员的思维，其一，他吃过江豚，且真心认为这玩意儿没什么好吃的，于是他认为江豚是个“没用”的东西，死了就死了，犯不着去保护它；其二，这个官员真的没吃过江豚，他很好奇。在他的世界观里，任何动物的生存就是为了给人类吃掉，他不知道，地球上每一种生物的灭绝会对整个地球的生物链产生怎样不可逆转的破坏。无论哪一点，都暴露出了我们的官员环保意识的严重缺乏。

　　正是在这种思想不重视、行政不作为的状态下，我们多年来忽视环境保护，盲目地追求经济发展，积累下来了无数的隐患，导致当前环保事件频发――土壤污染让我们的大米有毒、蔬菜有毒，地下水、江水污染让我们的饮用水也有毒……在人被一点点地慢性毒死之前，许多比人类软弱的物种已经先于人类灭绝了！

　　我们的官员缺乏环保意识不能说他们没文化，一个字不识的老渔民也知道要保护江豚，他们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明白，有江豚出没的地方风调雨顺、自然环境优越。渔民们把江豚叫“妈祖鱼”，认为是渔家的吉祥物。而我们的官员只知道经济效益，他们的逻辑是江豚不好吃就没人买，没人买就没钱挣，带不来钱的东西灭绝了没关系。这就是典型的GDP执政理念。

　　如果我们对各级官员的考核不只讲经济效益，如果我们把绿色GDP也纳入政绩理念，对各级官员的各种考核都与环保挂钩，出了环保事故，所有相关人员责任必究，那肯定不会再有睁着眼睛说瞎话硬说被污染的水是在煮红豆的官员，也不会再有任人把老百姓游泳的河弄成臭水沟却不管的官员，更不会有人认为江豚不好吃就不用保护了。 （朱海薇）

　　“保护动物只为官员饱口福”

　　让人哭笑不得

　　央视7月7日播出的《新闻调查》爆一官员“雷语”：“江豚不好吃为什么要保护？”原来，在这些官员心里，保护野生资源的目的是为了饱口福！听了这样的话，是该笑呢还是该哭？

　　保护江豚等野生动物本来是我们各级政府的一项生态保护的基本职能，既然是基本职能就应该懂得保护的意义所在。众所周知，地球上的生物不可能单独生存，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联系、共同生活的。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其实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地球上所有的物种都相生相克，共容共存，许多物种的灭绝却与人类自己的活动密不可分，甚至有些竟然是被人类活生生的吃绝了的。比如，熊掌、猴脑、青蛙、蛇类，更别说果子狸、野猪、野鸡、天鹅、大雁了。每年被人吃掉的飞禽走兽数不胜数，许多官员在这种吃的习惯中逐渐形成了思维定式：保护好这些飞禽走兽就是为了美味源源不断，让舌尖上的享乐经年不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管理，制定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规划和措施。作为地方官员，理应懂得遵章守法，并且带头维护法律的尊严，可“江豚不好吃为什么要保护？”这样的话竟然出自官员之口，实在贻笑大方了。不好吃就不要保护，好吃的就要保护，如此逻辑，还能配得上政府官员那冠冕堂皇的头衔吗？

　　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形势十分严峻，需要有政府的领导，民众的参与，全社会的动员，乃至媒体的关注才能奏效。可悲的是部分官员不是在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而是在为其升迁、为其口福而作为，这是令我们欲哭无泪的事。怪不得野生动物走私仍然猖獗，怪不得鄱阳湖、洞庭湖的野鸭、大雁、天鹅连年遭殃，怪不得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在一些地方收效甚微，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一批官员根本就不懂为什么要保护，为谁而保护。

　　江豚保护和其他野生动物保护一样，是为抑制对物种平衡的破坏，为避免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而不是为了官员饱口福！

　　（胡子民）

　　对官员雷语宜多反思

　　不宜一味嘲笑

　　“江豚又不好吃，干吗要保护？”这话听起来因为语出官员之口，难免更容易激惹众怒。但冷静想想，除了动物保护者或生态环保者对江豚生死牵肠挂肚，又有多少人知晓“江豚的微笑”于人类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的，江豚在走向灭绝的路上。被誉为水中国宝、水中大熊猫的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长江江豚，2008年估计约有一千一百到一千二百只，但去年底，骤减到只剩约五百只。国际自然保育联盟（IUCN）7月2日公布最新《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新增七百一十五个全球面临灭绝物种，包括针叶树、淡水虾、芋螺等，而中国的水中国宝长江江豚则被提升至严重濒危名单。但，除了知道它在灭绝，我们还了解些什么？

　　爱因斯坦曾预言：“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最多能活4年。”这话路人皆知，且有数据支撑：据统计，全世界约80%的开花植物靠昆虫授粉，而其中85%靠蜜蜂授粉，90%的果树靠蜜蜂授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蜜蜂的传粉，约有4万种植物会繁殖困难、濒临灭绝，保护蜜蜂就是保护人类自身。但问题是，江豚从数千头走向一千头、再从一千头走向五百头，谁人告知公众：一者，这些年，江豚究竟因何而死、江豚之死又改变了什么？二者，说起来如此重要而亲密的“伙伴关系”，死亡事件后除了含泪收尸――谁可问责、谁来担责？

　　眼见着江水浑了，眼见着江豚死了，满耳都是要保护江豚的煽情之声，可是，如果没有明确的利益关联，如何说服民众在千里之外关注一只江豚的生死？“不好吃的江豚干吗要保护”，这话虽然很像“吃货”的娇蛮之声，但也真实反映出一种深刻的逻辑：保护江豚，请给出足够的制度证据！这是一个悖谬的命题：如果江豚是好吃的，也许早就被吃干净了；但如果江豚是不能吃的，保护它的价值归落何处？

　　地方官员的这一嗓子，尽管不好听，却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大而无当的保护口号，何时喊进民众的心坎？仅仅靠“一片爱心”的情绪化保护，何时能遏止江豚走向死亡的脚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空泛地呼吁与号召，不如踏踏实实论证我们与江豚的关系，靠制度与规则说话，把保护江豚的工作早点引入正轨吧。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