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我调入甘肃省军区政治部组织处，即投入平反“中右”、“右倾”等工作，未介入组织处任何工作。

第二年初夏，平反工作结束，此时，甘肃省军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式成立，省军区党委纪委的工作机构即纪委办公室亦同时建立并启动工作，这是一个非常精练的工作机构，最初仅4名工作人员：主任是曾任省军区政治部保卫处长的齐培礼，副主任是曾任政治部组织处副处长的郭顺仪，干事是来自省军区独立二团政治处副主任的马崇玉和独立二团政治处干事千胜名。

随着省军区党委纪委机构的进一步强化，省军区政委兰天民、温景义等先后为省军区党委纪委书记，省军区副司令员高耀山、副政委李西林先后为省军区党委纪委副书记，省军区党委纪委专职委员是：省军区副军职顾问、老红军张凤飞，正师职专职委员高增荣（原任守备二师政委），正师职专职委员苏中（原任兰州军区司令部档案局局长），副师职专职委员郑贵堂（原任守备二师副政委），副师职专职委员齐培礼。后几年，又有赵正祥、张召卷、文继成先后来到纪委办公室工作。

在省军区纪委办公室工作的8年时间里（其中两年多时间在兰州军区政治部和军区纪委合署的历史案件审理办公室工作），以及1983年6月被任命为省军区纪委办公室副团职干事，1986年又为省军区干部文化学校副主任（未到职），我和纪委办公室主任郭顺仪等同志，承担了省军区纪委和办公室的大量日常工作。在这期间，省军区纪委的各位专职委员带领纪委办公室，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大量党风党纪教育工作，省军区党委纪委每年年底都及时召开全区纪委全委会议，对当年全区纪检工作进行总结，对下年度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全区师以上干部没有出现重大违纪问题，对个别高级干部参与家属经商问题，由省军区党委作了严肃处理。但是，那个时期在省军区机关和一些单位，在干部提拔使用上任人唯亲等问题是严重的，这个顽疾不是纪委在那个时期能够解决的。

在省军区纪委办公室工作期间，最初几年没有任何办公费用，后几年经过争取，每年可以给纪委办公室安排500元的专项办公费用。每年一次的纪委全委会议由我一人办理会务，参会人员从省军区政委到各军分区、守备师领导，如数在报到处由我收缴个人承担的会议餐费和粮票，参会领导按标准在省军区招待所使用会议餐，不上烟酒仅供茶水。会议结束，由我按会议花名册向省军区司令部管理处交纳上述费用和粮票，会议费差额部分由管理处开具支票予以补齐，作为经办人员，我不曾占用或带走一分钱的物品。

省军区纪委办公室的工作，使我见识了那些身为老红军、老八路的副司令员、副政委、顾问们的良好品质、传统和作风。特别让我不可忘记的是省军区顾问组长、正兵团职的朱声达司令员，朱司令员湖北洪湖苏区人，从小参加红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屡建战功，是著名的独臂开国少将。解放后曾任宁夏军区司令员等职，“文革”中受尽迫害，后任甘肃省军区顾问组组长。在省军区纪委办公室工作时，我常到朱司令员的办公室坐坐，每次去他都热心地问问我的情况，给我讲述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我从他的讲话和交谈中感受了一位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博大胸怀和许多高瞻远瞩的见解，受益匪浅。朱司令员的夫人杨志坚，是在抗日烽火的太行山区成长起来的八路军女战士，她十分可敬可亲，也是我十分敬重的女领导。当我被借调到兰州军区政治部和军区纪委合署的上述工作办公室工作期间，该办公室裴增录同志和我到北京总政治部，汇报省军区一位曾任第21军军长的正军职领导干部有关申诉问题的复查情况，当我向朱司令员报告要去北京出差时，他立即提笔给在中央警卫部队担任领导的儿子朱曙光写便信，让对我在北京的参观做帮助。我在北京人大会堂找到朱曙光（后为武警总部副司令员、中将），他安排车辆送我和裴增录在京上学的儿子，到中南海对毛泽东主席居住的院落、卧室、书房和一些地方作参观，这也是一次难得的参观机会。前几年，我和夫人吴仲英，到北京东单原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故居看望其女儿杨兰，碰巧朱司令员女儿朱晓莉（杨家儿媳妇）也在家，她一眼认出我，立即取来一本《朱声达将军传》（刘秉荣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送给我，回到兰州，我细心作了阅读，对朱司令员在战争年代的丰功伟绩，对他在“文革”中遭受的残酷迫害，有了进一步了解，真是感触深刻，这对我是一部很宝贵的珍藏书籍。

在省军区纪委办公室工作几年，深深感到这是一个团结奋进、互助友爱的机构，5位军、师职专职委员全心工作，不摆架子，平易近人，不要我们过多代劳，许多时候，仅我一个工作人员的情况下，使我感到有章有节、轻松自如，没有额外压力。5位专职委员和任纪委副书记的副司令员高耀山，常常在工作之余和我们拉家常、谈天说地，十分亲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美好记忆。专职委员齐培礼，处处以身作则，指导了大家的许多学习和作为，在他的带动下，纪委办公室的读书学习空气十分浓厚，大家按照各自的读书学习偏好，自费购买了许多书籍进行学习。纪委办公室主任郭顺仪，也是博学多才，知识面广阔。纪委办公室这种高昂、活泼、热烈的读书学习风气，一致持续到1986年底我转业离开办公室。齐培礼专职委员后来到定西军分区担任政委，之后又任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现己80多岁的他，仍然坚持读书写作，己出版多部著作和文集。我和齐先生一直保持着联系，还常作些读书写作交流，每年的穆斯林尔德节，他总会给我打来电话表示祝愿。

在省军区纪委办公室工作的时间里，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时代，思想的解放，出版事业的繁荣，人们的读书学习迎来了时代的春风，这也是我读书学习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我进书店次数最多，在书店耗用时间最多，选择和购买书籍最多，读书数量最多，尤以选择购买中国文学（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书籍俱多俱全。如中国古典诗词曲中的巨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精装上中下册 中华书局1983年9月1版 定价11.20元），《全唐诗》（25册 中华书局1960年4月1版 1985年1月3次印刷 定价58.50元），《全唐五代词》（精装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1版 定价8.35元），《全宋词》（精装5册 中华书局1965年6月1版 1980年12月2次印刷 定价18元），《全元散曲》（精装上下册 中华书局1964年2月1版 1981年1月2次印刷 定价8元），《全清词钞》（精装上下册 中华书局1982年5月1版 定价9元），《全清散曲》（精装上中下册 齐鲁书社1985年9月1版 定价26.50元），以及后面补进的《全五代诗》（精装上下册 巴蜀书社出版 定价37.30元）和《全明散曲》（精装5册 齐鲁书社出版 定价186元）。现代文学作品有：《茅盾全集》（1-10集），《巴金选集》（1-10卷），《沈从文选集》（1-5卷），以及李劼人、靳以、萧乾、刘盛亚等作家的著作选集等。

在以往购买阅读外国文学书籍的基础上，在省军区纪委办公室工作期间，我报名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办的两年多外国文学函授学习，我以“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发放的教材为指导，系统学习了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的多样化、比较文学、外国文学思潮和流派、外国文学理论、外国文学评论，以及外国美术、外国电影、外国戏剧、外国文学家评传等课程，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中间的课程考试均为优秀，获得了“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颁发的结业证书，收获是丰硕的。

对于省军区组织的大型活动，我和纪委办公室的同志都是积极参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1983年夏季，针对苏联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和河西走廊的战争战略位置，省军区在古浪峡山地坑道指挥所内，组织了一次指挥机关战时应急推演，一些没有在战斗部队待过的人员，对于怎么指挥部队很生疏。其中政治部一位处长承担的战时政治思想工作动员，在规定时间快到时拿出的东西东拉西扯，与前沿部队毫不沾边，政治部领导指名我来完成，我仅用大半天时间，紧密结合部队特别是战斗连队的实际，既从国家和战争大局阐明道理，又从步炮团营特别是战斗连队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连队党支部战斗堡垒和政治工作干部的作用等，拿出了一个切合战时部队实际而又精练的《战时省军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动员》的文字材料，成为省军区此次战时推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省军区纪委办公室工作期间，我将大办公室边的档案室作为暗室，自己取卷、显影、冲卷、曝光、洗印当时的一些黑白工作照片，即使工作到清晨，也不觉劳累。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赵学义、管理处助理员朱奎、政治部干事李建奇等同志，也对我给予了许多帮助，以及我家两次搬进甘家巷38号院居住的邻居们，也是友好相处，印象十分深刻。

在省军区纪委办公室工作，我承担了大量材料的写作，到1986年㡳转业地方前，我将自己在省军区纪委和兰州军区工作期间保存的工作材料和工作笔记，全部予以销毁，没有必要将军事机关的工作材料和工作笔记带到地方、带回家中，我仅将1986年3月由我起草，由省军区党委纪委和省军区党委讨论通过的《认真贯彻中央和军委关于端正党风的重要指示 为今年内实现我区党风的根本好转而努力－李西林同志在中共甘肃省军区四届六次全委会议上的讲话》，保留了下来，作为在省军区纪委办公室工作的一个唯一留存文件。

总之，省军区纪委办公室工作期间，是我尽心工作的时期、是全心读书学习的时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历程，对我往后在地方的工作和学习，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个时期，是值得回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