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一本读后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登上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这本名为《寂静的春天》的大作，并非什么惊悚小说，而是美国生物学家卡森论述杀虫剂、特别是滴滴涕对鸟类和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危害的著述。这本书的问世和以前一系列由于工业飞速发展带来的自然灾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工业文明带来的人类对自身能力无限性的乐观首次受到了质疑，书中提到的“可持续性”一词，逐渐成为流行概念，发展必须顾及环境问题的思维，从此根深蒂固地走进了全球政治、经济议程的中心。
    在这样的思潮下，人类可以一力主导经济前行与社会进程的认识论基础也发生了动摇。1968年，来自全球(主要是欧洲)的100多位学者、名流聚会罗马，讨论当时人类的困境与出路。聚会中，基于共同的担忧，与会者以人口增长、工业发展、粮食生产、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等人类面临的五大严重问题为研究对象，成立了一个名为“罗马俱乐部”的组织。4年后，这个组织发表了震动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根据数学模型预言：在未来一个世纪中，人口和经济需求的增长，将导致地球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除非人类自觉限制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否则，这一悲剧将无法避免。这个闪耀着人类自我反省光辉的报告，被奉为了“绿色行动”的“圣经”。
    1972年除了罗马俱乐部的经典奉献之外，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同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成立。在经过了“有机增长”、“全面发展”、“同步发展”、“协调发展”等一系列概念观念的嬗变之后，联合国选择从民间机构手中接过了“可持续发展”的大旗。
    1980年代初，在美国连续出版《公元2000年的地球》与《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两本报告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的时机已经日益成熟。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
    经过4年的研究与论证，WECD于1987年提交了成果———《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正是在这份报告中，“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被正式提出。这一全新的发展模式深刻地检讨了“唯经济发展”理念的弊端，强调需要从当代和后代两个纬度谋划发展，并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21世纪议程》，更进一步确认和明晰了“可持续发展观”的理念与内涵。
    几十载的理论突破，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有了实践的收获。美、德、英等发达国家与中国、巴西等后发国家，都先后提出了自己的21世纪议程或行动纲领，不约而同地强调要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协调共进。
    对于中国来说，20多年持之以恒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多亿中国人创造了堪称“奇迹”的经济增长。但先发展后治理的思路也让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8%以上的年增长率，但中国自然资产损失(包括能源耗竭损失、二氧化碳污染损失、矿产耗竭损失、森林耗竭损失等)占GDP的比重惊人，1970年代初，占GDP的6%—7%，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这一损失达到峰值，高达GDP的30%。据世界银行测算，19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进入21世纪，自然资产损失占GDP的比重一直在8—10%之间徘徊，基本与GDP的增幅相当。
    除了自然资源的损失外，在没有持续协调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随着经济的超速发展，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是3.11倍；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最富的地区上海与最穷的地区贵州的人均GDP差距在两位数以上；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8年基尼系数为0.65，根据国际通行标准，0.6以上视为贫富高度不平均；　中国是世界上教育投资严重不足的国家，尽管经过政府不懈的努力，中国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依然不到4%，与5.1%的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中国是世界上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每年至少需要新创造1500万个就业岗位才能缓解压力，但是现在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只有1980年代的1／3。
    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等同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唯数字GDP论应该遭到淘汰，否则会给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损害。“不要以为蛋糕做大了就能化解一切矛盾，”一位学者评论说，“只有公平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经济意义上这样，政治意义上也是这样。”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先后作出“西部大开发”、加入WTO、将“三个代表”写入党章等重大决策，分别回应地区差距、全球化、执政党执政基础等重大问题。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出现了“五个统筹”的提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这个修正案中科学发展观被写入党章。
    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发展观在中国是以一种继往开来的扬弃姿态，对邓小平的经典格言“发展才是硬道理”加以丰富和发展。至此，科学发展观才发展成型，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硬性纲领和行动指南。（九江日报 记者 周跃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