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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气候、地理条件相差甚远。自然条件的不同，相应导致各地居民生活习俗的差异，由此形成文化的不同。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地理条件对风俗、文化的影响。《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①所谓“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即是指各地民风、饮食与器械各不相同。中原与四方之人，“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各有适合自身的衣、食、住、用的方式。他们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只是各地气候、地理使然。《荀子?荣辱篇》也说：“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①越人、楚人与中原人并没有智力上的高下区别，只有习气风俗的差异。这些差异，都是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 
    地理的差异，也在中国文学史上得到充分反映。由于地形地貌、气候、风俗等的不同，各地的文学风格也都不尽相同，有些甚至大相径庭。先秦人在编订《诗经》的时候，就是按照地域将风诗分为十五国风。《楚辞》在汉代被编订成集，也是基于地域的原因。此后历代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也有很多。如著名的《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②南北文风的差异，自然与南北不同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而以地域来命名某一种文学样式或文学流派的例子在古代更是层出不穷，如“楚辞”、“江西诗派”、“公安派”、“竟陵派”等等。一直到现代文学，还有“京派”与“海派”之争。 
    然而，过去的文学史偏重时间的描述，主要以线性结构展开叙述，对空间重视不够。在现有文学史的书写下，中国文学就是从先秦到当代呈现流线性发展轨迹。但我们的世界是由时间和空间组成的，人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显然也不会仅仅停留在时间的层面。因而，作为人类认识并阐释外部世界的产物之一，文学也绝不可能仅仅只有时间这单一的维度，它必然涉及到对空间的体验、理解与表达。空间必然会在文学中留下重要的印记，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对空间与文学关系的书写，在现有文学史中是缺席的。因此，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下，学界开始逐渐关注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并不断有新的理论尝试。“文学地理学”也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其对文学与空间地理关系的关注，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并有一些学者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进行了实践，取得一些成果。可以说，文学地理学正朝着体系化、学科化的方向发展。 
    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定义，目前有很多种说法。对于我们来说，文学地理学并非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理论视野，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因此，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地理学，其关键点就在于，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观照文学，以期呈现地理与文学的双向互动，进而揭示背后的深层文化语境。我们可以借用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理论来进一步阐释。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由四要素组成：世界、艺术家、作品与欣赏者。③这四要素之间的影响都是双向的。世界是由时空多维构成的。我们可以将其中的世界替换成地理，因而文学地理学便是研究地理与文学家、作品以及读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一种研究视野与研究路向。 
    这样看来，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大概可以分为三大分支：（一）研究地理与文学家的双向互动。包括研究文学家成长的地理环境，在外地求学与工作的地理环境，以及其游历的地理环境，等等。这些地理环境都会对文学家的人生记忆、世界观的形成、言说方式等方方面面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同时，文学家也可能会对某一种环境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最后成为文化符号的著名文学家，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更大。（二）研究地理与作品的互动关系。包括研究地理对作品的体裁、题材、形象、意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也要注意作品对地理空间的拓展、想象、建构与异化等等。（三）研究地理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包括研究地理对读者期待视野、阅读心理、阅读习惯、心灵净化与提升等方面的影响，也要研究读者对地理的接受、建构与异化等方面。而这三大分支的研究，并非仅仅为了展示某种现象，其最终研究目标则是为了揭示背后的文化生成语境以及意义生成模式。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鄱阳湖独特的地理环境，对江西文化、文学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因而研究鄱阳湖文学无疑对揭示江西文化与文学内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将以文学地理学的三大研究分支，从四个方面展示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鄱阳湖文学研究构想。 
 
    一、研究鄱阳湖与文学家的双向互动 
    现有的研究证明：河流对文化、文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最先的文明形态，往往都是沿河分布的。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一点早已为国人熟知。而近些年，学界对长江文明的地位愈来愈重视。现在看来，中华文化正是在黄河与长江的滋润下，逐渐繁衍与发展壮大的。在中国古代早期，沿着长江，分布有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当然也有赣鄱文化。而赣鄱文化发展的早期，也主要是沿赣江流域和鄱阳湖流域周边分布的。作为赣鄱大地上的重要河流，鄱阳湖的地位十分特殊。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它承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河，最后注入长江，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超过黄河、淮河、海河三河水量的总和。正是这种连接江西主要河流和长江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鄱阳湖在江西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地域文化的发展都面临着与中原文化的交融问题。在赣鄱大地上，虽然早有稻作文明，但赣鄱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唐以前，江西这片土地上虽然出现过陶渊明这样的大文学家，但经济并不发达，文化也处于十分滞后的状况。唐宋以来，江西经济与文化才逐渐兴盛起来。这种现象的出现，自然与魏晋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重心逐渐南移的历程相关。魏晋以来，由于北方多次遭受战乱，南方相对遭受战乱影响较小，大批北方人口进入南方，甚至北方政权也相继南移，使得南方得到不断开发，经济与文化也由此逐渐兴盛。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唐以前大部分地区处于长期未开发地带的江西，也迎来了不断发展的机会。大批北方人口的迁入，为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据记载,“自唐开元至天?年间,从外地迁入江西宁都县的至少有吴、廖、管、戴、朱、邱、严、卢、李、宁、刘、曾、温、何、宋、蒙、黄、孙、罗、杨等二十个氏姓”，都是从中原迁徙而来。①宁都地处赣南山区，尚且如此，其他交通相对发达的赣北地区，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人口更多。古代江西由于地理位置距中原甚远，加之交通不便，因而鄱阳湖这一连接江西与外地的重要通道，就成了中原文化进入赣鄱大地的主要渠道。这样，早期赣鄱文化主要沿鄱阳湖流域发展起来就顺理成章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鄱阳湖周边古城名镇星罗棋布，书院寺观和楼台亭阁不计其数，前人在这里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稻作文化、陶瓷文化、青铜文化、纺织文化、宗教文化、茶文化、戏曲文化和候鸟文化，形成了与‘金木水火土’等资源相对应的若干产业集聚中心，如瓷都（景德镇）、木都（吴城）、茶都（浮梁）、铜都（永平监曾由中央直辖）、纸都（铅山）和银都（乐平）等。”②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也是如此。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东汉至东晋，江西大地见诸史籍的文学家，“只有陶侃、熊远、徐整、邓粲、喻归、熊默、邓忠缶等，且集中在豫章、浔阳二地”。东晋时期，江西出现了大文学家陶渊明，其也为浔阳人。从陶渊明到中唐，江西文学家见诸史籍的只有六人：新吴的刘?虚，浔阳的陶岘，南康的綦毋潜，南昌的熊曜、熊暄、余钦。①可见，从东汉至中唐，除一人外，江西文学家大都集中在鄱阳湖周边地区。中唐以后至宋代，江西文学逐渐兴盛，进而臻于繁荣。有学者根据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家辞典》、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以及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主编的《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对先秦至宋代江西文学家收录情况作了一个数据统计：“据《辞典》所录，江西文学家在西晋之前是空白；东晋录4人，在全国的排位是与湖北并列第六位；南北朝录6人，在全国排位为第九名；隋代空白；唐代前期录1人，与广东、广西并列最后，排位为第十三名；唐代后期录11人，与湖北并列，排位第十一名；五代时录3人，排位与四川、浙江并列第六名。……《辞典》、《分布》录宋辽金时期江西文学家156人，其中北宋、辽时期江西文学家录45人，在全国名列第二。南宋录江西文学家111人，位居全国第二。”不仅中唐至宋代江西文学家众多，而且分布的区域已经逐渐遍及全境。然而，在江西文学逐渐从鄱阳湖向江西南部扩散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鄱阳湖地域（以今天的概念，这个地域主要包括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抚州市、上饶市、鹰潭市以及宜春市的部分县市）都是文学家密集的区域”。②由此可见，鄱阳湖流域在江西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 
　　正因为鄱阳湖流域是古代江西文学家密集的地区，历代江西文学家对鄱阳湖的书写也是经久不衰，成为江西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研究成长于这一地区的文学家以及异乡文人与鄱阳湖之间的双向关系，显得十分重要。 
　　要考察鄱阳湖与文学家之间的双向关系，我们首先要理清鄱阳湖流域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进而描绘出文学与文化的流变。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通过历代典籍的梳理、考证来还原文学家的历史分布。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就现有文献看，江西文化与文学呈从北向南扩散的运行轨迹，即从鄱阳湖流域向江西全境辐射的过程。先秦至中唐，江西文学家绝大部分分布在鄱阳湖地区，一直到宋代，开始逐渐分布全境。就鄱阳湖流域而言，文学家的分布也是以鄱阳湖为中心，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这些都与鄱阳湖连接中原的重要通道这一特殊地理位置有关。 
　　其次，我们要看到鄱阳湖作为文学家的生长环境，对其成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会成为其人生记忆的符号，进而影响文学家对鄱阳湖的书写。以陶渊明为例。对于其出身，《晋书》与《宋书》都称陶渊明是西晋大司马陶侃的曾孙。然而，陶渊明却并非魏晋士族子弟，幼时父亲亡故，因而家庭贫困，童年是在鄱阳湖边的浔阳度过。鄱阳湖的风光以及农村生活对他影响巨大，也成为其童年回忆的重要符号。因此，在他面对长期混迹于小吏生涯，必须时刻逢迎长官的时候，便会回想起鄱阳湖的田园风光。田园生活的自由与官场的不自由形成强烈的对比，家乡生活的时刻召唤，终于让他下定决心辞官归隐。其《归去来兮辞》云：“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并称：“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也就是说，浔阳农村的田园生活在他的人生记忆中始终清晰，在他因为生计为官的过程中，一直无法放弃重回家乡田耕的愿望。归隐田园的自由与为五斗米折腰的生活，在他心里有一个是非判断，可见家乡的召唤多么强烈。因此，鄱阳湖风光不仅始终影响着陶渊明的生活，最终使其辞官归隐田园，也令其使用众多名传千古的诗句来描绘鄱阳湖田园生活。而陶渊明也通过回归的方式回应了家乡的召唤，并用诗歌的方式建构出一幅理想与自由的世外桃园，给鄱阳湖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再次，我们要看到作为他者的作家与鄱阳湖的双向影响。由于鄱阳湖的秀美风光，历代都有无数的文人墨客闻名而来游览，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异乡人，或在江西为官，或羁旅，或被贬谪，或纯属游览而来。不同的生活遭遇，不同的成长地理环境，不同的心理状态，来到同一个地方，鄱阳湖与他们之间的碰撞与交流自然给对双方留下印记。如唐代鄱阳湖诗歌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归隐或求仙。异乡人来到鄱阳湖，看到庐山与鄱阳湖交相辉映的秀美风光，便不由得想归隐此处，并有求仙问道之梦想。如唐人吴筠《登庐山东峰观九江合彭蠡湖》云：“百川灌彭蠡，秋水方浩浩。九派混东流，朝宗合天沼。写心陟云峰，纵目还缥缈。宛转众浦分，差池群山绕。江妃弄明霞，彷佛呈窈窕。而我临长风，飘然欲腾矫。昔怀沧洲兴，斯志果已绍。焉得忘机人，相从洽鱼鸟。”吴筠乃北人，见到南方如此秀美景致，便想从此归隐此处，忘掉尘世机心，与鱼鸟为朋。正是因为鄱阳湖的独特地理环境，才会令众多文人有归隐于斯的念头。这也足以证明，陶渊明之所以选择归隐田园，确实是鄱阳湖特殊地理风光所形成的魅力所致。当然，不是所有人见到鄱阳湖，都有归隐之念，羁旅愁苦和贬谪之人见到鄱阳湖，会有别样愁绪。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后，游览鄱阳湖便留下诸多愁苦之作。如《彭蠡湖晚归》云：“彭蠡湖天晚，桃花水气春。鸟飞千白点，日没半红轮。何必为迁客，无劳是病身。但来临此望，少有不愁人。”正是因为鄱阳湖夕阳西下的独特景致，令白居易想到了自己的贬谪生涯，更添愁绪。可见，同样是鄱阳湖，对不同的人影响截然不同。 
　　最后，我们要注意历代文人对鄱阳湖文化的影响。面对自然地理，人类并非仅仅停留在欣赏和受其影响的阶段，还会对自然地理产生巨大的作用，通过改造自然地理以及塑造人文地理的方式，来赋予自然地理更多的文化内涵。古往今来，无数文人登临庐山、游览鄱阳湖，留下无数的人文古迹，也留下无数诗篇，这些文本与古迹随着历史的流逝，逐渐与鄱阳湖融为一体，成为鄱阳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没有这些文人，也就没有独具特色的鄱阳湖文化。如果没有陶渊明，便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诗篇，鄱阳湖也不会吸引无数文人前来游览，更不会有无数文人想学陶渊明般归隐于此，鄱阳湖文化中将缺少归隐这一重要内容。如果没有王勃，滕王阁也不会成为闻名于世的江南三大名楼，也不会有《滕王阁序》中“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对鄱阳湖渔民生活的生动描写。如果不是朱熹等人在鄱阳湖畔建立大大小小的书院，也不会有闻名天下的白鹿洞书院、濂溪书堂、象山书院与鹅湖书院等。这些书院也不会成为历代读书人的向往之地。一直到今天，白鹿洞书院都对江西文化产生影响，民间还有高考想做状元就必须要到白鹿洞书院走一走的说法。 

　　 
　　二、研究鄱阳湖与作品的双向互动 
　　鄱阳湖地处长江流域，是连通长江与江西境内五大河流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历代进入江西或走出江西的文人往往都会经过鄱阳湖，因而文学史上歌咏鄱阳湖的文学作品众多。这给我们研究鄱阳湖与文学作品的双向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纵观历代鄱阳湖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首先，鄱阳湖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文学作品集中于某些主题。任何一座名山大川都有其独特的地理地貌。不同的地理地貌，给人的感觉也大不相同。鄱阳湖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是连通长江与五大河流的通道，湖边还屹立着巍巍庐山，浩浩荡荡的江水与巍峨的庐山形成奇妙的景观。这种独特景观，会给来往鄱阳湖的文人很多共同感受，因而使得历代歌咏鄱阳湖的文学作品往往会集中在某些主题上。比如隐居。自从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辞官归隐于鄱阳湖之后，鄱阳湖流域就被赋予了更多隐逸之气，也成为历代文人隐居的理想之地。因而，诸多泛舟鄱阳湖的文人，看到眼前美景，都有想要隐居于此的愿望。这一点前面已有论述。与隐居相近，历代鄱阳湖文学中关于求仙问道的作品也很多。如李白《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云：“吾将学仙去，冀与琴高言。”韦庄《泛鄱阳湖》也云：“纷纷雨外灵均过，瑟瑟云中帝子归。”在空旷的湖面上，文人更容易联想那些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仙人，因而使得求仙问道也成为历代鄱阳湖文学作品的一大主题。此外，鄱阳湖是一个交通要道，迎来送往的故事每天都会在江边渡口发生，因而，别离与相思更是历代鄱阳湖文学作品表现最多的主题之一。如李白《寻阳送弟昌峒鄱阳司马作》云：“桑落洲渚连，沧江无云烟。寻阳非剡水，忽见子猷船。飘然欲相近，来迟杳若仙。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一睹无二诺，朝欢更胜昨。尔则吾惠连，吾非尔康乐。朱绂白银章，上官佐鄱阳。松门拂中道，石镜回清光。摇扇及于越，水亭风气凉。与尔期此亭，期在秋月满。时过或未来，两乡心已断。吴山对楚岸，彭蠡当中州。相思定如此，有穷尽年愁。”李白在这里明确点出了鄱阳湖的特殊地理位置―“吴山对楚岸，彭蠡当中州”，鄱阳湖与长江相通，前往楚地、吴越以及中原都很方便，这就注定其必然成为相思与送别的表征。 
　　其次，特殊的地理景观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不同的地理环境，必然会孕育出特殊的地理景观。这些地理景观往往会成为不同地理环境的标志，进而成为一种符号性的表征而广泛传播。对于鄱阳湖地域而言，由于其连接长江流域和江西境内的主要河流，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特殊的地理景观。在诸多鄱阳湖地理景观中，有一些被文学作品反复书写，被不同时代的文人赋予愈来愈多的文化内涵。在鄱阳湖诸多地理景观中，庐山被历代文人书写最多。与其他天下名山一样，庐山有着雄奇的自然景观，但其最独特的魅力在于与鄱阳湖的交相辉映。因此，对庐山的观赏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可以单纯地登山观赏山景，可以登临庐山俯瞰鄱阳湖，更可以泛舟鄱阳湖仰观庐山。这多种游览方式在历代鄱阳湖诗歌中都有密集呈现。尤其后两种游览方式更能突出庐山独特的地理位置，更能领会鄱阳湖地域的独特魅力，因而受到历代文人的喜爱，这类的文学作品更多。如孟浩然《彭蠡湖中望庐山》云：“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眇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腌默容霁色，峥嵘当晓空。香炉初上日，瀑布啧成虹。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我来限于役，末暇息微躬。淮海途将半，星霜岁欲穷。寄言最栖者，毕趣当来同。”这首诗与李白著名的《望庐山瀑布》完全可以媲美。不管是李白所描绘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还是孟浩然所说的“香炉初上日，瀑布啧成虹”，都必须要在鄱阳湖里仰观庐山，才能欣赏到如此精彩的自然景观。此外，鄱阳湖流域还有一些地理景观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书写，如落星寺、桑落洲、圣姑庙、湖口等等。这些独特的地理景观，不仅成为鄱阳湖地域的表征，而且，随着它们在文学作品中的反复出现，进一步加深了鄱阳湖的自然形象与文化内涵。 
　　最后，文学作品对鄱阳湖的书写，使得鄱阳湖的形象更丰满，内涵更丰富。这是文学作品对鄱阳湖的影响所在。正因鄱阳湖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使得历代鄱阳湖文学作品集中于某些主题，给鄱阳湖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内涵。而历代文学作品对一些鄱阳湖地理景观的反复书写，也使得鄱阳湖的景观更出名，成为历代游人的向往之地。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 
　　 
　　三、研究鄱阳湖与读者的双向互动 
　　通过文学作品这一中介，鄱阳湖与读者也会形成双向互动。一方面，文学作品所书写的鄱阳湖形象，会对不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那些从小生长在鄱阳湖流域、后来在异乡漂泊的读者而言，文学作品书写的鄱阳湖形象会勾起其对以前经历的回忆，甚至会令其有重回鄱阳湖的冲动。而对于那些生长在外地的读者，他们会被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鄱阳湖形象所吸引，进而前去游玩一番，形成更亲密的互动。这也就是历代文人向往鄱阳湖的重要原因。而对于历代文人而言，其与鄱阳湖的最常见的联系，往往发生在游览的过程中。在古代，文人喜欢游山玩水，更喜欢在游玩中留下自己的印记，或题诗、或题字，这些文本逐渐成为鄱阳湖景观的组成部分，被后来的游玩者阅读，进而形成互动。因此，我们在很多鄱阳湖文学中看到，作者会书写他们对于这些石刻文本的阅读反应。如李白《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云：“谢公之彭蠡，因此游松门。余方窥石镜，兼得穷江源。将欲继风雅，岂徒清心魂。前赏逾所见，后来道空存。况属临泛美，而无洲渚喧。漾水向东去，漳流直南奔。空?三川夕，回合千里昏。青桂隐遥月，绿枫鸣愁猿。水碧或可采，金精秘莫论。吾将学仙去，冀与琴高言。”谢灵运以山水诗出名，更以喜好游山玩水被历代文人效仿，其在鄱阳湖的题诗自然也是历代文人必看之处。这种题诗与秀美的自然景观，更令读者李白产生求仙之想法。这一点，在庐山历代石刻、滕王阁题诗等方面体现得尤为集中。 
　　另一方面，由于读者阅读文本所产生的接受心理各异，他们对鄱阳湖形象的想象与建构也各不相同，因而也会对鄱阳湖形象及其文化内涵产生影响。如《水浒传》第三十九回对宋江浔阳楼题反诗的描写，充分展现了鄱阳湖与读者的双向互动。浔阳楼身处鄱阳湖边，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特殊的地理景观，再加上历代文人的反复书写，更使其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浔阳楼牌匾为苏东坡所写，宋江见后说了一句话：“我在郓城县时，只听得说江州好座浔阳楼，原来却在这里。我虽独自一个在此，不可错过。何不且上楼去，自己看玩一遭？”宋江是一个没有到过鄱阳湖的北方人，其之所以知道浔阳楼是从他人口中得知，并由此产生一游的想法，这与读者通过文学作品认识鄱阳湖并有游玩的想法情形类似。而其见到苏东坡的手书，也是一种阅读与接受过程。宋江之所以在浔阳楼题诗，也是受到前辈文人在浔阳楼上题诗的影响。《水浒传》描述道：“不觉酒涌上来，潜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词，便唤酒保，索借笔砚来，起身观玩，见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题咏。宋江寻思道：‘何不就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番，以记岁月，想今日之苦。’”虽然我们不清楚浔阳楼上其他文人题诗的内容，但大概也应该是些吟咏鄱阳湖美景的诗歌。宋江正是看了这些题诗，才有也题诗浔阳楼的想法。宋江所题反诗云：“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既是感怀身世，也是触景生情，更是阅读这些前人题诗之后的心情写照。而从读者转变为作者，宋江对鄱阳湖形象和文化内涵的想象与建构也更为丰富。这些也会成为鄱阳湖形象与文化内涵的组成部分，被后来者进一步接受。不过，对于鄱阳湖与读者的双向互动的考察相对复杂一些。由于资料的限制，这方面的研究也会更困难一些。 
　　 
　　四、研究鄱阳湖文学的文化生成语境 
　　如果仅仅关注于某个特定地域出过多少文学家，诞生了多少文学作品，有过多少文学现象与文学群体，等等，这样的研究还不能称为文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与地理的双向互动，要求揭示这种互动背后深层的文化生成语境。从这一点来说，文学地理学充分展现了其理论渊源，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照必须在文学地理学那里延续下来并有所发展。就前面提到的三个维度而言，文学家、文学作品、读者与地理的双向互动，都有深层的文化逻辑在推动。鄱阳湖流域的文学家分布，是中华文化从北向南推进的外在表现。不同生长环境的作家，面对同一个鄱阳湖，却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进而写出不同的文学作品，除了与其人生经历、当时的情感状态等相关外，还与其成长的文化语境以及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这些都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具体言说方式与书写策略来体现。而历代文学作品对鄱阳湖形象的书写，也导致鄱阳湖文化内涵的层层累积，进而形成独特的文化地理。至于读者对鄱阳湖文学作品与鄱阳湖形象的接受，往往会形成多种地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总之，从先秦开始，中原华夏文化一直不断吸收其他地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要素，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中华文化。这种过程一直持续到现在。文学地理学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研究文学与地理的互动关系，鲜明地展现中华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具体演进过程，揭示不同文化地理的特性，以及各种地域文化不断交融的历程。这就是我们从事文学地理学的意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以文学地理学的视域来研究鄱阳湖文学，能够十分有效地揭示鄱阳湖流域的文学特性与文化内涵，进而见出鄱阳湖流域在中华文化演进的历程中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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