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曾滋养、激励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为中华崛起和大众幸福而努力奋斗。但是，人们在诵读《岳阳楼记》，心灵得到净化、人格得以提升的过程中，往往只想到洞庭湖，却没想到鄱阳湖，更鲜有人知《岳阳楼记》是在鄱阳湖畔孕育的。

《岳阳楼记》的价值在于它的文学色彩和思想高度。它用简洁凝炼而又色彩鲜明的骈体句，把洞庭湖朝夕阴晴变化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如临其境、感同身受。它由人们因不同景色引起不同心情生发开来，进而称颂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令人崇敬、向往。而这两个方面，都与鄱阳湖密切相关。

就文学创作的规律而言，作者描绘事物必须有生活经验作为基础。范仲淹把洞庭湖的景色描绘得如此惟妙惟肖，是否有切身体验呢？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范仲淹并未登过岳阳楼，也没游过洞庭湖。尽管有个别学者考证，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曾随继父去过岳阳，登过岳阳楼，但此说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而即便此说成立，那孩提时代的短暂模糊经历，也不足以为他后来写《岳阳楼记》提供那么清晰的印象。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庆历六年（1046年），在邓州知府任上。当时他的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竣工，请他写文章以记，并寄《洞庭晚秋图》供他作文参考。既没登过岳阳楼又未游过洞庭湖的他，是以怎样的感性体验来写洞庭湖呢？答案是：鄱阳湖！范仲淹曾经在鄱阳湖畔生活了一年多。

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宋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范仲淹因批评朝政，揭露宰相吕夷简结党拉派，用人唯亲，被贬为饶州知州。饶州州治即为今鄱阳县。他在饶州任上一年五个月时间里，走遍了下属的鄱阳、余干、浮梁、乐平、德兴、安仁（今余江）六县，政绩斐然，老百姓称颂他是有史以来鄱阳地区最好的主政官员，并建祠绘像，世代纪念。范仲淹离开鄱阳后，也始终眷念鄱阳大地。他后来为自己曾在鄱阳城内建的庆朔堂而写《怀庆朔堂》：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着成离恨，只托清风管句来。

鄱阳湖，让范仲淹魂牵梦绕。可是，并没游过洞庭湖的他却要为友人写《岳阳楼记》，怎么办？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这些信息：洞庭湖、鄱阳湖，基本处于同—纬度，面积都大，地理环境相似，因季节、天气不同而造成的景象也基本相同。请看古人笔下的鄱阳湖：“长波万顷阔，大舸一帆轻。静唱村渔乐，斜飞渚雁惊”（赵阅道《经彭蠡湖》）、“一帆风力如飞疾，千里湖光似掌平”（蔡戡《过鄱阳湖适遇便风湖面如镜喜而有作》），这，不就是《岳阳楼记》中“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以及“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的景象吗？……鄱阳湖，正是描写洞庭湖的最好参照。

在鄱阳期间，是范仲淹的人生低谷。据史载，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从地方到京城任天章阁待制，对政事议论颇多，且言语激烈。当权宰相吕夷简对其颇有微词，并任命范仲淹为开封府知府，想让知府任上的繁杂事务纠缠其无暇议论朝政并寻机罢免他。没想到，范仲淹把开封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受百姓爱戴。第二年，范仲淹连续写了几篇文章批评朝政、批评吕夷简结党拉派，还以历史为例言及宋仁宗。吕夷简趁机进谗，在宋仁宗面前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进而反驳，结果可想而知。于是，范仲淹被贬饶州。在鄱阳，他是实实在在的官场贬退、远处江湖。

处于人生低谷的范仲淹，在鄱阳积极探讨古代志士仁人的思想和行为，自己的思想也再次升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以天下为己任。这就铸定了《岳阳楼记》的思想高度。

离开鄱阳后，范仲淹辗转江浙、西北，庆历三年调回京城任参知政事（宰相）。他力排众议，倡导“庆历新政”，可惜，不久新政夭折，他再次被贬邓州。

然而，陕甘地区的凛冽北风和漫天黄沙，京城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政治漩涡以及由此而来的官场起伏，都没能改变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当滕子京请他为岳阳楼作记时，没有去过岳阳的他，并未推辞，而是凭借多年前对鄱阳湖的观察和体验，以及在鄱阳时开始确立的进退观、忧乐观、价值观，写下了这篇永载史册的《岳阳楼记》。

砚边吮毫

万 萍

(本文来源：大江网-江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