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鹰潭，是小时候吃腌菜压萝卜，母亲用来盛这些咸菜的容器，是鹰潭产的用陶土烧制的坛坛罐罐，造型古朴，色泽或澄黄，或乌亮，讨人喜欢。在我心目中，鹰潭是个陶乡，一如景德镇之为瓷都。

        鹰潭一位文化名人告诉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鹰潭的整体形象可以概括为四个一：一条老街一栋楼，一个公园一只猴。鹰潭原先只有一条唯一的小街。镇上最拔尖的建筑物，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是原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住宅；鹰潭的标志，非它莫属，当时已经改作镇人民政府的交际处，类似今天的宾馆。公园原本也是桂永清的私家花园，人民政府接管以后辟为人民公园，对公众开放。公园里可供观赏的，除了水榭花木，只有一只小猴，被视为镇上的明星。

        后来读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其中写了抗战期间鹰潭的一家小旅店，那个形象几乎令人恶心。小旅店“楼上住人，楼下卖茶带饭”，卖的红烧肉“又冷又黑”。卖的馒头上“全是黑斑点，……这些黑点原来是苍蝇”。楼板被旅客“践踏得作不平鸣，灰尘扑籁籁地掉下来”。客房里“剥落的白粉壁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淡墨字：‘路过鹰潭与王美玉女士恩爱双双题此永久纪念’”……

         这么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镇，是什么使它拥有今日辉煌？

         是文化。

        鹰潭的自然地理面貌孕育产生了鹰潭区域性的多元文化。这里盛产瓷土，早在３５００年前的商代就出现了陶窑。距鹰潭市区７公里的葛山（后称角山）曾经是规模制作陶器的基地，在中国技术史、经济史、艺术史上都有重要意义。鹰潭出土的古陶器上的花纹表明，古代鹰潭人在数学上使用了人类最早使用的五进位制。我幼年司空见惯的鹰潭陶罐，是葛山文化最优秀的部分之一。鹰潭的古百越（又称百粤）族对中国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唐）柳宗元诗：“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古百越族的殡葬习俗，春秋战国时期遗留至今的百越族人悬棺崖墓群落，有很高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对龙虎山古百越族崖墓的考古活动中发现的古代十三弦筝和古代木制纺织器材，使学者们不得不考虑部分地改写中国的文化史、技术史和音乐史。百家争鸣，先秦诸子至少有两家——儒家与纵横家在鹰潭地区传道、授业、解惑，是因为他们钟情于鹰潭的山、林、水、土特有的灵性。纵横家始祖鬼谷子传世著作《鬼谷子》一书，虽然历来有学者认为是汉以后的人的伪托，但是鬼谷子及其门徒苏秦、张仪在鹰潭留下的遗迹，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并非无中生有，毫无根据的。特别是儒家在宋明理学冒盛时就有“象山”“石林”“同源”“理源”“玉溪”“玉真”“静江”“忠礼”等等书院。其中象山书院与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铅山的鹅书院同时享誉国内，影响遍及全国。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我国杰出的民主斗士、著名文化人邹韬奋是鹰潭的山水田园和文化哺育成长的。鹰潭的文化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鹰潭和鹰潭以外的许多人。东汉张道陵及其道教在中国众多名山大川中唯独选择了鹰潭的龙虎山，关键在于鹰潭的地理环境和当时鹰潭的文化环境与文化个性。鹰潭的奇山异水，随处可见的石寨、石峰、石桥、石门、石洞、石谷、石柱、石梁等等自然风光，神形兼备，亦幻亦真，如梦如诗，无疑是张道陵和他的道教所需要、所追求的宗教的神秘精神与宗教文化的物化和形象化。

        鹰潭在古代早已是皖浙闽粤湘赣的交通要冲。现代交通特别是浙赣、皖赣、鹰厦东西南北纵横的三大铁道干线，更增添了鹰潭的文化活力，扩大了鹰潭的文化传播。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中国最大的铜金属冶炼厂曾经初定选址在德兴，最终由于鹰潭地处诸多矿藏地中心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而在鹰潭的贵溪建厂。
        时代制约文化。鹰潭的地域性多元文化主要是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产生的。一只猴子当明星和钱钟书先生笔下的鹰潭，是中国那个时代的鹰潭。建国以后的政治动荡，经济停滞，忽晴忽阴，影响了鹰潭的起落无常，兴衰多变。只有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个中国历史的新时代，鹰潭的文化价值才有可能被理解和实现。正是在这个时代，一代伟人邓小平断言，鹰潭“是个好口子”。

        古老的鹰潭，年轻的鹰潭，都是文化鹰潭。是文化（包括中国和全世界的先进文化）造成了今日鹰潭的万象回春，万家灯火，万商云集，万户生佛，万流仰慕，直至日后的万古长青！

        作为一个在鹰潭生活了许多年并且深爱它的土地、人民和文化的人，我想：有什么比致力于不断发展鹰潭古老而年轻的文化，不断提高鹰潭人的文化素质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