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矾水浸铁为铜”成为现实

　　既然德兴山中有铜矿石可以用炉火炼出铜，那么铜矿山一定也有“铜水”（“胆矾水”和“苦泉”）可以用“浸铁”“湿”出铜来。张潜这样推断。　　张潜从小就参加体力劳动，虽年已花甲，但下地上山干活如同壮年；人生几十年，“稼穑”之余即上山采铜矿，铜矿山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他都熟悉。所以，他自信自己能在铜矿山中找到这种“铜水”。

　　德兴铜矿山中有几口泉水因为颜色是墨绿色的、味是苦涩的，被当地人称为“胆泉”。那种泉水应该是“铜水”，即“胆矾水”了。张潜亲自上山找到这几口“胆泉”，用瓦罐分别装了几罐回家，并分别投入铁块。让张潜感到神奇的是，过了十几天，瓦罐里的水变成清水了，罐底沉积下一层红色的“锈”状物。

　　这红色的“锈”状物，不应该是铁锈，应该是铜粉。张潜这样判断后，做了一个小炉子，把从瓦罐里倒出来的红“锈”放进炉子里熔炼，果真熔炼出了铜。这让张潜大为高兴，一下年轻了20岁。他高兴自己一辈子读书，从书中读出了“胆矾水浸铁为铜”！他高兴自己从小上山采矿，不费工夫就找到了“铜水”！

　　　　张潜作出进一步的推理，铜矿山中那些矿井里的积水，也应是渗有铜的“铜水”。因为矿井里的积水也是色墨绿味苦涩的。张潜想起，铜矿山中还有一些小水沟的水，也是如此。这些色墨绿而味苦涩的水也应该是“铜水”了。他又带着瓦罐上山盛了几罐矿井和山沟里的“铜水”回家，通过浸铁后，得了铜粉，又通过小炉子熔炼，得了铜。实验成功了，张潜数十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但是，实验的成功并不等于能进行规模生产，张潜想，既然胆矾水的确能浸铁成铜，就一定能找到规模生产的办法。他决心去找到更多的“铜水”。

　　张潜先从已经开采的铜矿矿山找起，走过一座山又一座山，穿过一条山沟又一条山沟。他是把德兴的山头沟壑走了个遍，一共找到138条有“铜水”的水沟和32个“胆泉”。于是，他在吴园附近选了一个山坳建起熔炼炉，在有“铜水”的山沟和“胆泉”挖池开槽引水，铺上铁块，“湿”出铜粉，把铜粉挑到熔炼炉熔炼，产出了铜。每出一炉铜，他都详细地做记录。短短几年功夫，他就总结出了浸铁成铜的方法：把生铁锻成薄片，平铺在“铜水”池中浸渍数天至十数天，并用竹扒扒动，待池中水澄清后，放出清水，收集沉积的铜粉，放入熔炉冶炼，就得到生铜，效益相当不错。张潜家很快富了起来。地方上很多人都向他请教，他毫不保守地把这种湿法炼铜操作流程传授给乡亲。

　　《浸铜要略》利国利民

　　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69岁的张潜让二儿子张甲管理家政，自己开始整理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经验，着手写《浸铜要略》以传世。宋哲宗绍圣五年（1098年），这部开世界湿法冶金先河的著作在这位博览群书的种田老人手中诞生了。

　　在《浸铜要略》里，张潜总结出了从浸铜方式、取铜方法、到浸铜时间的控制等一套完整的湿法炼铜生产工艺流程。这一技术的问世，改变了火法冶炼耗工量大、消耗原料多、生产成本高等缺陷，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产铜数量。湿法炼铜的书写成后，张潜对张甲说：“此利国术也，尔（张甲）献之（朝廷）。”派张甲把《浸铜要略》献给朝廷。

　　公元1098年，张潜的《浸铜要略》获得了朝廷的批准。朝廷认为湿法炼铜有费时短、成本低、易操作等许多优点，它的诞生不啻是经邦济世的一剂良方，是朝廷渴慕已久的企盼。当皇上得知《浸铜要略》竟是一位73岁老人所著时，感动不已，立时授予张潜少保府君之衔，同时分别授予其子张磬、张甲少师府君和成忠府君之衔。

　　接着，朝廷连着颁发了两道诏谕：一是批准设立德兴“兴利场”，命张潜为场官，张盘、张甲协助总管铜场事务。二是在全国推广湿法炼铜，敕令江西信州铅山场、广东韶州岑水场、湖南潭州永兴场、安徽铜陵场等官办铜场效行其法。从此，这项冶金新技术很快在全国推广，“诸路岁收铜数百万”。到了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年），湿法炼铜产量已占全国铜产量的85%以上。当时，中国便成了世界上产铜最多的国家，德兴也因之逐步走上了中国铜都的舞台。直到今天，德兴依然雄踞亚洲铜业之冠的宝座。

　　《张潜行状碑》为证

　　今天，《浸铜要略》已散佚，原著我们已无缘谋面。但是，《张潜行状碑》等有关资料文献可以作证。

　　1971年，张潜世居的德兴市新营村吴园出土的《张潜行状碑》，详尽记述了张潜的生平事迹和他对炼铜事业的杰出贡献，以及有关德兴的矿冶史实和风士人情。此碑为国家一级文物，是研究张潜的珍贵资料，也是张潜发明湿法炼铜的有力证据。

　　《张潜行状碑》刻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3月，青石质，碑体平整，厚重丰硕。铭文清晰，书体介于正楷与草书之间，笔法奔放自由，丰秀劲丽，布排疏朗得宣。碑刻精镌细刻，完好无损，是石刻精品。碑石145厘米见方，厚15厘米；碑文纵58行，行64字，共3600余字。碑文撰述者万如石，是北宋代文学家。碑文记载：“尝读《神农书》见胆矾水可浸铁为铜，试之信然，曰，此利国术也。”碑记还说，张潜有经营才能，博通方技，以长期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浸铁取铜的一整套完善的湿法炼铜工艺，于宋绍圣年间(1094～1098年)撰成专著《浸铜要略》，“命其子甲献之，朝廷下其法，诸路岁收铜数百万。”朝廷称此术“用费少而收功博，宜乎朝廷之所乐阐也”。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记载：“胆水浸铁成铜曰胆铜，饶州德兴山有胆泉，亦曰铜泉，土人以浸铁数日，辄类朽木刮取屑，锻炼成铜。”这个“土人”就是张潜。宋欧阳悫《舆地广记》记载：“始饶州德兴之张潜博通方技，得变铁为铜之法，使其子诣阙献之。”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张潜的世孙张理再次把家藏的《浸铜要略》献给元朝朝廷。朝廷下令刊印此书，命大学者危素为《浸铜要略》作序。危素誉张潜是炼铜家，称其浸铜术“讲之精，虑之熟，可知已，何患乎冶铸之无功，宝藏之不兴哉！”危素在《浸铜要略序》中写道：“德兴张理事福建宣慰司，考满调官京师，会国家方更钱币之法，献其先世《浸铜要略》于朝。……钱币之行尚矣，然鼓铸之无穷，产铜则有限。理之术乃能浸铁以为铜，用费少而收功博。……今书作于绍圣间，而其说始备，盖元元年。或言取胆泉浸铁，取矿烹铜，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举洗者一，曰黄牛……凡为沟百三十有八。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为最多。是书，理之先赠少保府君讳潜所撰，以授其子赠少师府君讳盘、成忠府君讳甲。少师之孙参知政事忠定公讳焘序志之。”危素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每一泉、每一沟的地名和胆水浸铜的时间需要都一一列于其上，其目的就是要彰显张潜探究之精细、技术之详熟。

　　从危素的记述来看，他见到的《浸铜要略》这部书中载有张潜的曾孙张焘作的序。可见，此书已不是张潜绍圣元年献呈宋朝廷的版本，而是张潜后人的家刊版本。

　　以有余补不足的大善

　　据《宋炼铜家张潜行状碑》记载，张潜“平素赈穷恤孤有善声”，出巨资兴修水利，“根治乐平德兴二邑间水患”；地方上盗墓风长时，张潜“为悬赏十万以购焉，群盗骇散。”

　　在德兴与婺源、乐平交界的海口一带，有洎水、乐安两河汇合。北宋时，这两条河的汇合处还有一个很大的水泽。由于这一带的地势比河低，每遇山洪爆发，常因河水倒灌而酿成水灾。张潜家因张潜发明了湿法炼铜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户。春夏季节，洎水河、乐安河一发洪水，灾民就纷纷来到吴园。乐善好施的张潜见难民涌来，即立刻开仓赈灾。开仓赈了几次洪灾，张潜想，如此施赈不是长计，只有把洪水根治了，百姓才能安居。他决定治水患。

　　他亲自到洎水河、乐安河和海口一带察看地形地势。他采用大禹治水时采用“导”和“堙”结合的办法，倾其家资，用了5年的时间组织两河流域的居民修筑了河堤，填平了水泽。此后，洎水河、乐安河流域不再遇水患。

　　张潜常对子孙说：“要让钱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应当把自己多出的一部分去弥补他人的不足。不然，就是个守钱奴。我们家所以能够富裕起来，是因德兴物阜人和。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教导我们人要勤快、多行善事，这是以有余补不足的大善。这是我们不敢忘记的！”每到青黄不接时，往往有大财主哄抬谷价。张潜却相反，他粜出的谷价反比平常还低几倍甚至十几倍。如果遇上大旱之年歉收，他就分文不要，向缺粮农户分发粮食。这样一来，发大灾财的不良财主只好跟着减价。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德兴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有人哄抬粮价，灾民们典地卖房，鬻儿售女。张潜非常痛心，联合了几个善良财主以比常价低20倍的价格粜米。结果德兴竟没有一家穷人外出逃荒。翌年，为了感谢张潜慷慨济世的大功德，德兴人筹资在洎水岸边为张潜建了生祠。张潜逝后300年里，德兴周边方圆百里每逢大灾之年，仍保留着不涨谷价的优良风习，很多人因此避免了流离失所。

　　在德兴，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张潜施善的故事。穷人因困难向他借钱、借米，他从不计账。谁家有人生病没钱看，他会立刻派人请医送药去。谁家老人亡故买不起棺木、坟地，他立即代买棺木赠送茔地，让亡者入土为安。哪里的桥梁、道路坏了，他带头修葺。哪个穷秀才进城考试没有路费，他立即出盘缠。有一次，他到九江斋僧回来，正好有个人因翻船向郡守求助，他也不问人家姓名，留下自己回程的路费后，就把囊中的钱统统给了那人。

　　民间至今流传,宋崇宁四年（1105年）2月，张潜去世了。德兴及周边乡民得知后纷纷前往悼念，哭声传出数十里。其中，有个乐平人，自己正在生病，听说张潜辞世，拄着拐杖，不远百十里赶来凭吊。　　(记者郑大中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