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 / 屈艳萍 吕娟

　　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我国是世界上干旱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的旱灾发生概率大、范围广、历时长。据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间，我国发生较大旱灾有1 056次，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历史上发生的特大旱灾，往往造成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抗旱减灾工作，通过组织实施大规模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使我国抗御干旱灾害的能力大大提高，不仅为解决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提供了保障，也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旱，是指通过采取工程措施或者非工程措施，预防和减轻干旱灾害对生活、生产和生态造成不利影响的活动。根据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农业抗旱、城市抗旱和生态抗旱。不论是农业抗旱、城市抗旱或者生态抗旱，其根本都在于能否提供足够的水资源，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水利设施的状况。这是因为自然状态的水并不能完全符合人类的需求，只有通过修建水利工程设施，对自然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进行一定的控制和调配，才能达到兴利除害的目的。

　　我国古代的荒政曾提出“蠲赈仅惠于一时，而水利之泽可及于万世”，主张“耒荒之年既需储粮备荒，更应致力于水利”，这是我国人民数千年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足可见水利之重要。近几十年来的抗旱实践也表明水利设施在抗旱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做好抗旱减灾工作的坚实基础。

　　农业抗旱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949年，我国水利基础设施极其薄弱，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抗旱能力极低。全国14.7亿亩耕地面积中，有效灌溉面积仅2.39亿亩，占耕地面积的16.3%，灌溉机电井不足10眼，全年粮食总产1.13亿吨，平均亩产仅68公斤。1949年以来，我国把发展农田水利事业、提高抗旱能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恢复、整修、扩建和新建了大量抗旱灌溉设施。到2008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8.67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4.4%，粮食总产量接近5.3亿吨，亩产330公斤，约为1949年的5倍。

　　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统计资料分析，全国平均每年抗旱挽回粮食损失3 995万吨，挽回经济作物损失419亿元，平均每年缓解农村因旱饮水困难人口近2 500万人和饮水困难大牲畜近2 000万头。抗旱效益如此显著，是各种措施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水利设施在农业抗旱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而且愈是干旱年份水利设施抗旱效益愈是突出。

　　1978年，我国江淮地区发生特大干旱，但与1960年、1961年等大旱年相比，灾情相对较轻，这与长江中下游和淮河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建设基础好、抗旱能力强密切相关。受旱省区通过蓄、引、提、调等水利设施解决水源1 700多亿立方米，抗旱浇灌农田5.8亿亩，挽回粮食损失1 500～2 000万吨，棉花400～500万担。当年全国粮食不但没有减产，反而比1977年增产2 200多万吨。1997年，我国黄河流域发生特大干旱，抗旱期间动用灌区、泵站4.8万处，机电井282万眼，各类提灌设备760万台套、4 570万千瓦，全年累计抗旱浇地5亿亩，抗旱挽回粮食5 900多万吨。2006年，我国川渝地区发生特大干旱，重庆市通过科学调度17万处中小型水利工程，累计供水45亿立方米，保证了1 173万人、956万亩农田的正常用水；四川省各类水利工程提供抗旱用水42亿立方米，保证了旱区3 200万群众、3 400万亩作物正常用水。

　　在旱期，“有水没水两重天”的景象比比皆是，譬如重庆市奉节县的长江北岸水利工程众多，立新水库灌区粮食作物减产仅5%左右，而长江南岸由于无骨干水利工程，受灾严重，水稻减产65%以上，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畜饮水困难；梁平县张星桥水库有水灌溉，不但使水稻增收20%，还保证了人畜饮水，而无骨干水源的村则减产90%以上，村民也要到5公里以外寻找饮用水源。

　　城市抗旱

　　城市化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心更加集中于城市。随着城市经济承载量的大幅度增长，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环境的日益改善，城市对干旱缺水的敏感性越来越强，同等水平干旱对城市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将越来越重。因此，未来我国城市抗旱工作形势异常严峻，而一旦发生大范围、区域性城市群的严重干旱缺水，其影响和损失难以估量。

　　我国现有城市600多个，严重缺水城市达400多个，其中特别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10多个，干旱缺水已经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为了应对干旱缺水的形势，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陆续建成了一批调水工程，如天津引滦入津、广东东深供水、山东引黄济青、山西引黄入晋、辽宁引碧入连、吉林引松入长等，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引滦入津、引黄济青、引碧入连、西安黑河引水和福建北溪引水等城市调水工程的建成运行，使天津、青岛、大连、西安和厦门等我国重要的工业与旅游城市解决了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危机，为当地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水源，基本满足了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需求，为当地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城市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也极大地改善了调水城市的投资与建设环境。

　　城市水资源形势原本就紧张，一旦遭遇严重的干旱灾害时，常常需要通过各类水利工程联合调度或启动应急水源工程向城市紧急供水，确保居民饮水安全，并努力减少工业损失。2000年以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组织协调海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等先后实施四次引黄济津应急调水，共从黄河引水33亿立方米，天津市收水16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天津面临的水危机，保障了城市居民用水安全和社会稳定。2005年以来，面对珠江流域持续干旱、咸潮上溯严重的现状，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组织协调珠江水利委员会、南方电网公司和有关省区先后实施了两次珠江压咸补淡应急调水和两次珠江骨干水库统一调度，有效压制了珠江口咸潮，保障了澳门、珠海等珠三角地区城市饮用水安全。2007年3月初，嘉陵江来水严重偏少，重庆市有7个自来水厂无法从嘉陵江取水，市区120多万人饮水受到严重威胁，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紧急协调国家电网公司和地方有关部门加强对嘉陵江上游水量的控制调度，保证了重庆市城市供水安全。2007年5月，受高温少雨影响，太湖蓝藻暴发，水质恶化，无锡等沿湖城市供水出现危机，太湖流域管理局紧急启动引江济太工程，从长江引水22亿立方米置换湖区和河网水体，有效改善了太湖水质，化解了沿湖城市供水危机。

　　生态抗旱

　　随着干旱灾害影响的范围、领域的不断扩大，不仅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还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河道断流、湖泊干涸、湿地、沼泽萎缩退化、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的现象屡见不鲜，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推进由单一抗旱向全面抗旱转变的过程中，水利部门在生态抗旱方面也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尝试，组织开展了一些大江大河水量统一调度及一系列生态应急调水、补水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2000年以来，水利部及黄河水利委员会通过加强黄河水资源统一调度，实现了黄河连续7年不断流，河口地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通过实施黑河水资源统一管理与调度，黑河水连续5年10次被送入下游尾闾东居延海，最大水面达35.7平方公里，并实现连续2年不干涸，西居延海也多次进水，黑河下游生态环境初步得到恢复。新疆连续8次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由大西海子水库向下游输水22.75亿立方米，下游绿色走廊沿河两岸地下水位明显回升，尾闾台特玛湖最大水域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此外，2002年以来，水利部门还组织实施了南四湖应急生态补水、引岳济淀生态应急补水、引黄济淀生态应急调水、引察济向生态应急补水以及从嫩江向扎龙湿地应急调水等，受水区生态得到恢复或明显改善。

　　问题及举措

　　水利设施在我国抗旱减灾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制约着抗旱效益的更好发挥。目前，我国抗旱工程从总量上讲，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抗旱减灾的要求，相当多的地区有水源无工程，或者有工程无配套。全国18.5亿亩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积8.67亿亩，耕地灌溉率还不到50%。现有工程大部分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修建，设计标准偏低，建设质量较差，工程不配套，普遍存在老化失修严重、效益衰减等问题。据统计，全国大型灌区的骨干建筑物损坏率近40%，大型排灌泵站老化破坏率达75%左右，近80%的灌溉耕地只能抗御一般性干旱灾害，机电井的完好率也较低，众多泵站带病运行，高耗能低效率。另外，相当一部分城市的供水体系极其脆弱，有的城市供水水源仅仅依靠一座水库或一个湖泊，水源单一；有的城市靠远距离调水解决城市用水问题，供水系统安全隐患很大，抵御干旱灾害的能力较弱。

　　为了更好地发挥水利设施在抗旱减灾的关键作用，我国政府及有关部门针对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举措。一方面继续加强控制性水源工程建设，加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力度，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加快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扩大泵站技术改造实施范围和规模，不断提高蓄供水能力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在干旱缺水地区，因地制宜加快修建各种蓄水、引水、提水、雨水集蓄工程及再生水利用、人工增雨设施，特别注意做好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机井、小水窖、小塘坝、小泵站等小型抗旱设施建设，切实提高抗旱减灾能力。另一方面，把保证居民饮水安全放在抗旱工作的首位，加快各类应急抗旱备用水源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

　　作者简介

　　屈艳萍，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师，主要从事抗旱减灾管理与技术研究。

　　吕娟，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抗旱减灾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副所长，主要从事抗旱减灾管理与技术研究。